哈哈，不小心又引到MM心头之爱了，好啊好啊，又是个可心可意的巧合。MM说“如水如泥，清浊自珍”，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好。咱们本是不该清浊两分，万象自在混沌中嘛。我想如果每个小分子都能“自珍”各自的小轨迹，那么世界这个大气象便自然能寻得它的规律了。

不过说实话，我自己转了一圈，还是觉得中国传统的思想脉络更合我的脾胃，尤其是来了美国之后，觉得西方的制度与理性固然极为可取，但“里子”还是咱们老祖宗这一套够浑厚温润。加之又嫁了一个“顽固脑袋”，越发觉着“月是故乡明”啦。这两年虽是在异国他乡，但一到过年心里便悸动难抑，好像又重拾起小时候盼着初一一大早拿压岁钱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的劲头了。哈哈，我是越活越小，越活越闹腾啦~~~

不过认真地说，看着现在西方社会各种混乱，也越发觉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不定真是一条路子。民主取代了帝制，法治代替了人治，个人从“治国平天下”的终极大任中解脱出来，但各自修身齐家，还是必要的，或取中庸之道，或修天地之心，抑或如MM一般回归本真至情，这样一来恐怕世界也便少了这许多的极端主义了。

只是今天中国传统文化的经络已是淤塞良久，该是活血化瘀的时候了。所以还要仰仗MM和其他有这个心力的华人朋友们多多上来分享传经，好来打通这个任督二脉呀~~~~

那么再接着和MM聊宝钗家世的问题哈。

我想既然MM和我一样认为薛家是曹公明言的“书香门第”，那么我就不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了哈。另外薛家也绝对是“皇商之家”，这一点MM也无需证明哈，也实是咱们的共识了。

只是有一点，所谓士、农、工、商，以士为首，而这个“士”的阶级不只包括“仕人”，也涵盖“官宦”以外的读书人。那么一个“诗礼之家”即便没有人在当下做官，那也还是可以属于“士”这个阶级的。所以我从未说过薛家是“官身”（也不知该如何定义“官身”一词），但对于薛家来说，这个“士人阶级”的身份是祖宗传下来的，宝钗这一代也都还继续读书识礼，所以在我的认识中哪怕薛家披着“士”“商”双重身份(且“商”的身份是后期入场的)，他家自我认同和被他人识别的社会身份还是以“士”为本，以“商”为末。

下一个问题就是薛家和贾家到底在婚嫁问题上是否门第匹配。

我想先问MM一个概念，不知MM如何理解“门第”一词。

我只说说我的愚见哈，没有任何辩驳之意。

我觉得“门第”应该不是一个单一概念，不能简单的理解为“点对点”，比如“官对官，商对商，民对民，贱民对贱民”。当然，古代律法有明文禁止“跨阶级”通婚，如我们所讨论过的“良贱不婚”。但除开这些明文禁令之外，每个阶级内部的光谱是很广泛的，就是阶级之间的界限也不是一刀切的。

我想所谓“上层社会”也是个“大林子”，我心里对“门第”的认识是包含一个家族的社会身份（官乎？商乎？）、祖上遗泽、家教规矩（“诗礼”乎？）、权势声望、财富资源、发展势态等因素的总体考量。要和“上流”贵族通婚，普遍来说有些因素是充分条件，但具体在一桩婚事上也有其符合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的“附加条件”。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讲“门当户对”时还该是在某个比较宽泛的阶级范围内的综合考量才对，是“面对面”的对比取舍。

譬如孙家，单凭祖上是军官出身，孙绍祖自身也有官职，便已经在贾家的阶级圈里了，是有与贾府联姻的备选资格的。而迎春婚事还该由贾赦夫妻做主，那么他们两口子看重的便是孙家的财富和上升势头。如果换做是贾政来审度这门亲事，虽然孙家以“官身”入围了，但由于政老爷更看重“诗礼名族之裔”这层条件，孙家不符，故此贾政是不会应允的。但假使孙家不是MM所说的“官身”，而只是缠腰万贯的一方巨贾，我想贾赦就算再眼馋也不能把迎春嫁过去，那才是犯了“士商”不婚的忌，贾母和贾政都是有权提出异议的。

这便说到“士商不婚”的禁忌了。乾隆年间便有大学士因为与商人联姻而被皇帝斥责的例子，当时士大夫阶级是以与商家通婚为耻的。既然“士商不婚”是如此严重的禁忌，那么如果薛家真是以“商家”身份为主，我便有一系列不解的问题了。

首先，一个代表皇权的元妃为何会在贾府极盛之时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去支持“金玉”这段“士商”婚姻呢？就为了薛家的财富吗？还是世交亲友里再无合适的女子来配宝玉呢？别说黛玉湘云，至少此时江南甄家三小姐也还未订亲呢。

贾母就更奇怪了，作为贾府的掌舵人，虽然平日里也玩些小清新，但大规矩上从未乱过，还在元宵宴上指着“大家规矩”振振有词。那么，贾母就算是要找人打马虎眼以图打消王、薛二母“金玉之说”的念头，那也不该找个“商人之女”的薛宝琴来充数啊，这不是带头要破“士商不婚”的规矩么？另外，宝琴和宝钗是同门同宗，能看中宝琴的家庭背景不也就是抬举宝钗的家庭背景吗？那这样又怎能起到“敲打”王、薛二母的目的呢？

王夫人也有难懂之处了，看书里的王夫人是个表面和善但骨子里迂腐守旧得不近人情的人。这样一个人会为了宝钗个人端方贤良、亲上加亲、薛家富极一时这些理由去挑战“士商不婚”的禁忌吗？我是很不解的。

如果把薛家看做“皇商为先”，我是解答不了以上问题了。倒是把薛家认作士人阶级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这里还请MM再提点提点我了。

所以我当前的想法是，薛家既然是“书香继世之家”那么就以“士人”身份进了贵族婚配市场的门槛了，并不一定要家里现有人在朝做官或者有个“官身”的标签才能和贾家求配。当然，普通“士人阶级”家庭即便有了这张“入场券”也未必入得了贾家的眼。但有了这个阶级基础，宝钗自身端孝贤淑，薛家家底殷实，人脉甚广，薛贾两家又是亲戚世交，这些种种“附加条件”便使得宝钗足以在世俗认知里做得宝玉的良配，也使得她能获得元妃、王夫人、乃至以后的贾政、贾母等人的首肯。

如果一定要拿黛玉作比较的话，黛玉便更也是出身名门了，在阶级上自然和宝玉是般配的，但MM也说了，林家早已人丁凋零，黛玉孑然一身，又病体孱弱，对于夫家来说实在不是福兆（林妹妹见谅）。且她与宝玉的心意相通在他们两人是珍贵之至，但在当时的社会里恐怕正是礼俗难容的大忌讳。

这便是为何在世人的眼里二宝堪为“良姻”，而二玉却只能是“前盟”。

这里再向MM澄清一次哈，我从未认为薛家是“官身”，只是认可他们是“士人阶级”。有了这个“底子”，再加上祖上显达，现今大富，那也就算得一个“贵族”了，这是我对于薛家社会地位的一个认识。也是基于这个认识，我再来说说宝钗同岫烟讲的这段话，以及宝钗的自我认同吧。

还是再贴一次吧：

“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

我不太能同意MM认为“玉”只为贵族小姐所佩的观点，我想追溯到先秦或者汉唐可能有“君子佩玉”的礼俗（我到底不知底里），但在明清时期，在《红楼梦》的语境里恐怕已然不是了。比如尤三姐誓嫁柳二郎的时候就是掰断玉簪起誓的。自然，也有可能佩玉和簪玉在形式上有不同的礼法意义。但我们看到岫烟的碧玉佩是探春给的。探春何许人呢？她可是《红楼梦》里的“法治”代表，待人接物虽情真意切，却最是个循例守礼、按章办事的人，连黛玉都夸她处事稳重守分“一步儿不肯多走”。如果这块玉佩不符合岫烟身份，我想探春是不会贸然相赠的，哪怕她为的是表达看重抬举之意（比如换成一副上好的钗环首饰也好）。再有，如果这里的“佩玉”是身份象征，那么身为儒家思想践行者的宝钗按理是不会称之为“这些没有用的东西”的，儒家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不会轻贱正统的身份标识。所以我想如果宝钗是因为“佩玉”尊贵而自觉“戴不起”也不会说它“没用”，只会说“不合身份”。另外，当岫烟主动要把玉佩摘掉不戴了的时候，宝钗还说不必，让岫烟继续戴着不要驳了探春的好意。这样看来这个玉佩确实不是因为薛家身份不够才“不配”佩戴的（如果是这样正该摘下收起来才对），宝钗更可能还是因为崇尚节俭的缘故才觉得佩戴如此贵重之物不妥。

我认为这里的“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并不一定就是指有“官身”标签的小姐。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官身”一词。如果按照MM所说，需要家里现有人在朝做官才是“官身”，才是“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而宝钗七八年前家里还有亲戚做官，后来起了变故，所以便不再是“大官富贵之家”，也就佩不得玉了，那么黛玉父亲已故，林家也再无亲戚，是不是黛玉也不能算作“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了呢？这样推论恐怕有些急了。

所以我便暂且不去看“官身”这个名分，只论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血亲里有无“大官富贵”之人。对于宝钗来说，其祖父恐怕是符合这样的描述的， 所以宝钗便自认是“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是世家出身，而以前也确实跟着家里人簪金佩玉地过着。只是随着她渐渐长大，深感家族危机四伏，才起了俭省之意以求“中和”掉她哥哥一味挥金如土的浮华气焰。

当然，我也一直在说，薛家的危机的确也跟“皇商”身份的地位与格局紧密相连，一方面薛家祖上遗德与旧势在逐日衰减，一方面薛家子弟又容易沉浸在富贵淫逸里不思进取，而“五色令人目盲”，此时薛家再不力图重振其势而只朝着“商人逐利”的方向发展，那才会彻底堕落为社会末流呢。所以宝钗这时正是想以勤俭持家来重整家风，为的就是想保住家族“士人阶级”的里子。

而此时贾家上有元妃挂帅，下有世职托盘，加之元妃省亲后的余温，全府上下正是在奢靡之风正盛之时。并且正因为有元妃在宫里，还有世职在身，贾家必须要里里外外撑足场面，想要节俭也竟是不能的（凤姐便深有此虑）。所以这是贾、薛两家境况的不同，论奢华排场，薛家确实不能和贾家比；但另一方面，贾家内部要实行“精简改革”其实比薛家更难、拖累也更多。宝钗此时便要一尽己力以图在薛家止住由奢靡之气所拖累而来的“颓势”才行。她说薛家不比贾家，当然也有薛家现今无人做官不必讲那些排场的意思，然而这里的“从实守分”也同时可以是一个士人之家从此要清严齐家，去除浮奢，回归诗书勤谨的“改革方针”。所以我还是认为，薛家不比贾家不等于薛家就跌出世家大族这个圈子了。如果把这个“从实守分”看作是宝钗自降身份，将自家看做“商人之家”的证据，我认为大概有些过余了。

再说说我自己是怎么理解宝钗这番话的用意的。身为薛家的未嫁女，宝钗深知自己迟早是要离开母家的，薛蟠之妻尚且未定，薛蝌的未婚妻岫烟看着倒是可以接过宝钗“重整家风”之志的人选，所以宝钗才对岫烟真诚以告，倒不是为警戒岫烟不可“炫富”（岫烟原不是骄奢之辈），而是为了晓以大义好让岫烟过门之后也能担起薛家中兴的担子，这或许也是宝钗的苦心。

而我说宝钗平日举止里大方持重，有君子遗风，也不止于她的仪态和气度，也是她明表于言语行动里的自我认同。比如宝钗不止一次直接提到自己的家世了，屡屡以“大家小姐”自居（也同时是“自律”），并未自觉和三春黛湘有任何不同，其余人更是等同待之，且都敬之重之。除了先前劝解湘云、黛玉时的例子之外，更有黛玉作“五美吟”处，宝钗直言与黛玉并称道“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些才华的名誉” 。在她心里，她就是很真诚地认为自己与黛玉是一样的出身才对。所以，薛家有“皇商”身份不假，但我始终认为当他们在人群里、社交场中、甚至谈婚论嫁之时，其“示人”以及自我认同的身份还是以“士人阶级”甚至“世家大族”为主，至少在宝钗这一辈儿还是这样。

相较之下，如MM所说岫烟平日言谈也是落落大方，从容自得，只是我认为宝钗更有雍容之态，稳健之行，岫烟倒另显清雅无争。MM也提到，这样气质上的差别当然也与两家财势背景和她们从小的诗礼教养都息息相关（论亲疏关系，岫烟和宝钗对于贾家来说应该是平行对称的，都是太太的亲侄女）。我还想说，她二人都是坦荡之人，都不会虚辞夸大自身的家世背景。比如岫烟便能很泰然地自述“我家原寒素”，也可以毫不自惭地道出她和妙玉“贫贱之交”的经过来由，所以相对来说岫烟言行上虽然雅重自然，但也自我克制得紧，我相信这是她审度自己家世出身后的理性自律。而宝钗则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都素来是把自己视为与黛、湘一等的“大家小姐”们中的一员，所以她才能时常自发地推己及人、直言不讳地在姊妹中达成“劝导”之谊。因此，她二人不仅在言行气质上有所差别，其自我身份认同也是不一样的。

而等到岫烟与薛蝌的亲事定下了，二人成了姑媳，都是薛家人了，这才在宝钗的口中变成了“咱们”，宝钗才也以自己为例，建议岫烟在嫁入薛家之后，虽然也会有一箱子“没用”的浮饰，但还该以节省为念才好。

这里还要补充一句，MM提到一个人自认的出身和ta实际的出身并不一定一致，这个我认同。但具体的可信度是因人而异的。比如，如果邢夫人或是夏金桂说自己是“世家”出身，那我只能将信将疑，因为她们原本是虚浮之人。但宝钗为人谦逊敏锐，随时守分，世事洞察，人情练达，且又深受儒家等级思想和礼教规范的影响，她自认是“大家”出身，我必然认的。

至于宝钗为何作为“大家小姐”会识得当票、主得事，这的确跟薛家商铺的营生有关，也与宝钗寡母愚兄的成长环境有关，我认为这是这位世家小姐的能力加分，而不是身份拖赘。

这么说吧，探春一定是“大家小姐”对吧。大观园利除宿弊的时候探春还比较青涩，很多事务不及宝钗、李纨那么清楚明白。但以探春的资质，整个园子在她手里管着不出一年，估计蘅芜苑里哪些香草值钱，值多少，怡红院哪些花儿好卖，怎么卖，湖中菱藕、圃里瓜果，大大小小作物买卖，探春就是自己不去操作，听着婆子回禀，瞅着丫鬟盘算也能了然于胸了。但即使探春懂了这些又何曾会影响她的“小姐”身份呢？她依然还是个养在深闺不出门的世家小姐，不过是因为凤姐病了，襄助母嫂共赴时艰而已。宝钗比探春还要大个两三岁呢，到底薛家商铺买卖也不是她的本职，不过在家为母尽孝，为兄分忧时搭把手而已，自己聪慧，两三年耳濡目染的功夫便也成了个“万事通”，但我依然没有看出宝钗以“商人”身份自限的痕迹。

相反，宝钗还戏谑地敲打过初涉俗务的探春，说道“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 更有后面答复李纨取笑的一句话：“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可见，宝钗所认的“正事”都在学问里，在理法里，哪怕俗务小事都要有个“道理”。她可没把自己当做一个商人，而是以“知识分子”的思维在处理这些俗务啊。

说句题外话，儒家思想是处世之“道”，做事之“理”，手上做的无论是油盐柴米还是礼仪纲常，都会尽心尽力，心里自有大道理贯穿始终，绝不“流入市俗”。我其实觉得这跟宝玉黛玉修情悟道是一样的，儒者如宝钗正是在世事俗物里修己，修好了，她也有悟道的一天。

所以，我真的不是否认薛家是“皇商”，但我认为这层身份不是他们自我认同和用以示人的主要身份。薛家人，如宝钗，是自认士人阶级的，在众人眼里也是“世家大族”，这一个“商”字即便低贱也尚还不足以给薛家打上阶级烙印，而这也恐怕正是宝钗一直在极力避免的。

关于我对这一段的想法似乎前面已经啰嗦得差不多了，哈哈，就不赘言了。

终于断断续续拼接起了一些时间片段，码完字来回复MM啦！

正如MM一直提到的，薛家的社会身份如何并不影响宝钗本人的珍贵，倒是如果像MM说的，薛家已是自认并公认的“商人阶级”，那么宝钗携家族“逆流而上”的坚毅与担当便更令人敬服三分了。只是这的确与我读《红楼梦》的真实观感不太一样。

书中对于薛家“书香继世”和“皇商”的两重身份各有明言。

但我有个整体感觉是，写到“书香继世”的部分是明确突显了薛家的尊贵身份的，如宝钗进京赴选等段落；而提到“皇商”的部分却都以记叙具体事务为主，并无牵涉对其身份的主观褒贬。那么我就不免有个疑问，如果“皇商”真和一般“商人”份属同一个阶级，而“商人”阶级的标签又真的带有“立竿见影”的身份贬低效应，那么为何纵观全书竟无一处从“商人”身份的角度对薛家背景做出褒贬影射呢？

比如，薛家母女在贾府寄居这么久，贾府上下好事多舌者繁多，竟无一人对此有过议论（要说宝钗母女善于做人不假，但莺儿可是有过得罪园中婆子的时候）？而为人周全者如袭人尚在人前人后有人以“鬼鬼祟祟”冷嘲热讽，小姐主子辈如探春也曾被欣儿和凤姐议论过“不是太太养的”（而探春本人于此的挣扎与困苦又是何等的明显），宝钗的商家身份若是真的那么要紧，为何恁是没人提起或议论过呢？况且，如果曹公有意把宝钗作为“商家”小姐来写，明写出士商之别的舆论冲突（比如明写探春因“庶出”所遭的议论）不是更能烘托反衬出宝钗“出淤泥而不染”的志存高远吗？但曹公一个这样的字都没有。

另兼薛蟠嚣张跋扈，树敌众多，但哪怕像金荣这样的势利小人受到薛蟠冷落时都没有牵涉其“皇商”身份的一丁点儿贬蔑之语，金荣这个冒失鬼可是连宝玉都敢惹的呀。

我就想，薛氏一家再会做人，总有“犯小人”的时候，一旦招惹到心邪嘴贱之人，那这个“商人”身份便是这些小人趁一时口舌之快最方便的攻击点。但竟没有一人有过这样的言语/议论（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不过如果我有所疏漏也还要请MM及时补充才是）。那我能想到的一种解释便是，薛家“行商”不假，但他家由众人接受的主要身份还是以薛公为源头的世家大族。没有人以“商人”身份为攻击由头是因为这一标签的确效力不足，基本没有伤害力。

其实我自己主观上还是觉得在户部挂名的“皇商”未必就和一般的商人阶级属于同等阶级。比如，普遍来说妾室是低贱的，但皇帝的妾可是比寻常人的妻还尊贵呀。当然，我们也不能这样简单粗暴地做类比。只是我总是觉得“皇商”这个群体其实本是众社会阶层分布中的一个极小众的群体，未必能被完美划分到“士”或者“商”里面去，或许正是在士商之间的灰色地带也未可知。但薛家既然是书香继世之家便一定是士人阶级，是官宦群体的后备军。

回到前面的观点，诚然，没有人议论薛家这个“商人”身份也并不能必然推出薛家就不以“商人”身份为主，但我想这是值得质疑的一点。而薛家暂时不能被主要认作“商人阶级”的原因除了祖上传下的“正根”之外，恐怕确实还有当下薛家随时可以恢复“官身”的缘故。

《红楼梦》所刻画的官场中是可以卖官鬻爵的（和清朝的实际情况一样 ），也就是“捐官”。贾蓉一个五品龙禁尉的头衔就是贾珍与戴权三言两语间以一千五百两银子“买”来的。要说银子，薛家绝对不缺。那么薛家有这个买官的财力，又有无这个买官的势力呢？我认为是有的。不说贾家，薛家定然是高于赖嬷嬷家的，赖尚荣便是受了贾府的恩典才脱了“奴籍”，还捐了“前程”，也是托了贾府的关系又弄了个“州官”来当，那么我想如果薛蟠薛蝌想要做官，不止贾家、王家会鼎力相助，恐怕就是薛家自己也是有这个门路的。

这一点其实在薛蟠自己的话里也有所佐证。薛蟠“调戏”柳湘莲时便说“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 我想薛蟠虽纨绔之气甚重，但为人却不失真诚仗义，这倒像是句实话。那么薛蟠既然有本事让别人做官发财，为什么不为自己谋个官家的前程呢？我想一是薛蟠本身绝非做官的材料，他也并无这个兴致。第二，由于自己祖上也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心里倒对为官做宰有个“不过如此”的不以为然。第三，“皇商”营生让薛家大富，薛蟠日子过得很滋润便被“温水煮青蛙”了，根本没有考虑家族身份和气数的问题。而正因为薛家家大根深地位高，让他暂时还做得起一个天真而又短视的大少爷。

自然，MM也说了，薛蟠确实有过亲自行商的一段旅途，但还是如我所虑，这里恐怕只是一段叙事，并没有涉及到薛家身份地位的问题。细看薛蟠出行缘由，薛蟠决定启程不过是为暂避挨打后的尴尬和羞辱而已，学习买卖不过是逃离众议的一个借口，而在这之前这位大爷根本就“戥子算盘从没拿过”，他哪有真心把薛家的买卖当回事呢？另外，我认为薛蟠离开京城这段情节还有一个重要功能便是让香菱有机会进入大观园接受“诗的洗礼”。在我看来，薛家“皇商”这层身份确实是功能性大于实质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