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的春节，那真是花花绿绿，热热闹闹。

我的大部分的春节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姥姥生了5个孩子，我妈是老大，生孩子晚，赶上了7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政策，后边每家也都是一个孩子，一大家子总共17个人。每年三十这17口人聚在一起，大鬼小鬼大闹天宫，只折腾到初五才算罢休。

大年三十的重头戏肯定是年夜饭。从二十九起，大人们就开始讨论年夜饭的菜谱了。海鲜鱿鱼，蘑菇炖鸡，红烧肉和饭后的小粥这几样是每年都少不了的。姥姥必然要拌个香油小芹菜，小孩子们也必然嚷嚷着要吃蛋炒饭，还唱着“大米饭炒鸡蛋，越吃越混蛋”的经典歌谣。三十下午，一半的大人撸胳膊挽袖子奋力做饭，另一半打麻将看电视聊大天，小孩子们则跑到姥爷的卧室抢着坐姥爷的宝贝摇椅，直到其中一个脾气大的气跑或者最小的被欺负哭为止，年年如此，如同重播。我爸是上海人，从奶奶那遗传的一手做菜的好手艺这时大展风姿，每年的红烧鱼和糖醋丸子都因不够吃而限量供应。正式开始吃的时候，所有的大人都挤着围坐在大圆桌边喝酒；小孩不能上桌，但是有先抢好吃的的特权。大人上桌前，每家的父母先给自己的孩子盛上满满一大碗饭，上面盖着各种鸡鸭鱼肉，然后我们5个小鬼头就被轰到客厅里一边吃饭一边看电视，同时叽叽喳喳的评论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又有哪个明星要来。5个小孩一起吃年夜饭，那真是刀光剑影，速度非凡。抢得慢的，肯定轮不上第二碗，尤其是超级受欢迎的那几样。其实也不是做得不够，但俗话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平时在家要父母哄着吃饭的小孩，年夜饭那可是比着赛的吃，一个个都被填得沟满壕平，直堵到嗓子眼。

一大伙人戚哩慷郎终于吃完了饭，喝完了大米红枣八宝粥，一个个都撑得肚子滚圆，也顾不上休息，就赶紧在小小的客厅里占位子好看雷打不动的春节联欢晚会。座位少人多，以我为首的5个小孩又只好坐小板凳。不过谁也顾不上和大人磨叽，因为热闹的春节晚会总是在我们还没坐好的时候就开始了。看的什么都忘了，就记得每次碰到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小孩子们马上开始自动伴唱，这时妈妈们就大声呵斥说“别唱了，到底听谁的呢！”

12点一到，出门放炮。各家父母赶紧给孩子找大衣，连说带拽地给拼命往门外跑的孩子们戴上帽子和手套。我虽然跑得飞快，但是在是个有贼心没贼胆的银样蜡枪头，只有看胆大的弟弟们和英勇神武的小舅放二踢脚的份儿。小舅最会讲故事，也最能放炮，理所当然的是我们的孩子王。他最喜欢放二踢脚，每次都带上白色的绒线手套，把二踢脚拿在手里，“槟、磅”两下炮仗就升空了。最最期待的当然是最后的滋花，就是那种不怎么响，但是及其漂亮绚烂像礼花一样的女孩子最喜欢的玩意儿。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就又跳又叫的，拼命抬头看被焰火映成彩色的天空。放到最后，几个胆小又眼馋的女生拿杀伤力最低的“滴滴筋儿”过过瘾。滴滴筋儿就是那种长长的像个小细绳，点燃了一头后就喷出小小的火花来的低级烟花。

放完了炮，大队人马摆驾回家，姥姥早已煮好了大年夜的守岁饺子等着我们了。我每次都是吃一个饺子应景，然后赶紧上床到头大睡，直到第二日上午的鞭炮声把我震醒。起床一看，楼下大院里这一地的红色鞭炮碎纸屑，铺得满满的，证实着新一年的到来。我们几个小的脸没洗，牙没刷的就赶紧穿上期待已久的新衣服下床，找姥姥姥爷各姨妈姨夫舅舅舅妈拜年讨压岁钱去了。讨完钱，各家的孩子比较完，当然永远是平均主义，每家的孩子都拿一样多，再心满意足的吃早点。后面几天就是天天看英勇神武的小舅一条命魂斗罗打通关，要麽就是电子游戏坦克大战，直到眼睛都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