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了中秋的大瓜，其实还是有点心疼付出真爱的粉丝。有时追一个人久了，可能真被滤镜蒙蔽了吧？
不过我依然相信🐉的品性是不会被大染缸改变的。 会5年、10年后再来看看我这个判断是否准确。 娱乐圈真不是一般人能混的地方。
之前把🐉列入观察对象，是看他能否在各路资本的打压下冲出一条血路，打下自己的江山。 现在继续观察他真正功成名就后是怎样的后续发展。
确实谁也不知道明星的光鲜外表下那个真实的自我。但蛛丝马迹还是有迹可寻。首先有的人的演技就早早劝退了我，根本不可能喜欢。再从采访，真人秀和节目互动也往往可以看出艺人的人品和性格。
尽量多关注作品和角色，少些对本人的真情实感，可能更安全吧。
WSJ 封面故事，韩延懂他
朱一龙说：“只有松弛才能做得到。”
https://mp.weixin.qq.com/s/MoCh1xlL22O3EcR2G2ZlzA
“韩延常常在片场观察朱一龙，觉得朱一龙在片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演员都希望在摄影机前呈现自己最好的状态。但你根本不知道孩子会怎么表演，那你如何应对呢？朱一龙要临场马上做出反馈，而且他的反馈一定要跟戏能够接住，这是很难的。有时候，又又拍完了，朱一龙已经耗费了很大的心力，等到拍他的时候，要重新调整，这对演员来讲很痛苦。这个东西，看上去没有地动山摇的压力，却像一把无形的软刀子每天扎你，很难承受。我们总在说拍电影很艰苦，那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痛苦，都不及你面对表演上不确定性的累。大家好像觉得只有皮肉之苦的累才是真的压力，不是，我一贯认为，最大的压力是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明天会怎么演，这种压力是让做艺术的人最最崩溃的压力。”
朱一龙在与杨恩又戏里戏外的相处上也花了诸多心力，在片场，他以三哥的身份与孩子交往，讲故事、陪她玩耍，把控与孩子之间的尺度。韩延说：“朱一龙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尺度的问题，不拍戏的时候，我看到他在陪又又玩。你看他云淡风轻地说了几句，我知道他在背后花了很多心思在跟又又的关系上。为了在现场有一条非常优秀、经典的表演，朱一龙特别小心翼翼去处理和她的关系，私下做了很多的铺垫，用心地经营两人的关系。”
拍完《人生大事》，朱一龙与韩延才真正熟悉了起来，年纪相仿，对电影有着共同的热忱，用他们的话说，“大家都是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会畅所欲言地聊表演、聊电影。”韩延记得朱一龙喜欢戴·刘易斯，有时两个人会在小房间一起分析刘亚仁、黄政民、李政宰等演员在电影中的表现。”
韩延真是懂他的人，希望中国电影让这种比较纯粹的热爱电影艺术的人有更多的发挥空间。也希望他们二人再次合作。韩延偏爱的人性表达正合龙自然细腻的演技和本身的自然倾向
杂志采访文章链接在此：
https://mp.weixin.qq.com/s/MoCh1xlL22O3EcR2G2ZlzA
文字部分copy到这里。 原文还有不少美图。
朱一龙说：“只有松弛才能做得到。”
Original 这里是 出色WSJ中文版 2022-09-12 20:55 Posted on 上海
收录于合集#封面故事
长江与汉江蜿蜒穿城而过，将武汉纵横分割成了隔江鼎立的三镇，朱一龙从小生活于此。九省通衢，江湖交错，有南腔亦有北调，武汉人讲起话来是夹枪带棒的爽利，尽情地笑，痛快地哭，江湖气魄杂糅其中。出现在电影中的朱一龙，留着紧贴头皮的寸头，穿花衬衫大裤衩，脖间挂着大金链，趿拉着人字拖，走起路来横冲直撞，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人在江湖，混得还算利索。
《人生大事》监制韩延记得很清楚，他给朱一龙打过一通电话。那时，朱一龙在电影《峰爆》剧组拍戏，韩延在电话里问他，你敢演莫三妹（也有一称为三哥）这个角色吗？你觉得你能不能驾驭得了？朱一龙反问他，你觉得我能演吗？
电话里的两个人小心翼翼地试探着彼此。韩延在采访中回忆那一幕，“我想从朱一龙敢不敢演来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而对演员的状态进行一些揣测。但是他想从我的判断里面感知这个角色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
彼时，韩延作为监制进入《人生大事》主创团队，他对剧本构架、目标演员人选重新进行了梳理与定位。剧本中的莫三妹是殡葬行业的入殓师，倘若按大家传统对入殓师的职业认知，大多会第一时间联想到略带粗糙感的年长男性，很少会有人往年轻俊秀的演员方向去想。因渴望在电影中营造反差感，韩延想起用一个不像入殓师的人来演。于是，韩延想到了朱一龙。
2019 年末，两人初识。第一次见面的两个小时，朱一龙很少讲话，他没有迎合，没有客套，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渴望，大部分的时间里，他是安静专注的聆听者，让执导电影多年的韩延感知到朱一龙内心的沉静力量。
“那时朱一龙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他内心对演戏很在意，或者说很有野心。他非常安静地在听我说话，我知道他听进去了，他明白我在说什么。”
电影拍了 70 多天，天气闷热，剧组每天忙得像陀螺直转，朱一龙每隔两三天会和韩延促膝长谈一次，谈论对角色的理解，谈论与对手戏小演员杨恩又之间的尺度......随着电影拍摄完成，韩延渐渐淡忘了许多拍摄时的细节，他却清晰记得朱一龙在剧组承受过的压力。“朱一龙是一个抗压能力很强的人，他在片场的时候，不会把他感受到的压力轻易流露出来，他都是在私下去沟通解决。”
当时，与朱一龙演对手戏的小演员杨恩又只有七岁，她一直无法分辨演员朱一龙与角色三哥存在的区别，但整部电影的戏剧走向、冲突和情感处理几乎都依赖小演员的表演。
这一次与过往截然不同的表演体验给朱一龙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他回忆说，“导演和我达成了共识，不要给小朋友设计。只要把故事告诉她，这场戏现在说了什么，你是什么感觉，当她理解成了自己的东西之后，随便演就好。拍到她最好的那一条后，我会在监视器看又又最好那条的回放，根据她这场做的反应再去演。”
韩延常常在片场观察朱一龙，觉得朱一龙在片场承受着巨大的精神折磨，“演员都希望在摄影机前呈现自己最好的状态。但你根本不知道孩子会怎么表演，那你如何应对呢？朱一龙要临场马上做出反馈，而且他的反馈一定要跟戏能够接住，这是很难的。有时候，又又拍完了，朱一龙已经耗费了很大的心力，等到拍他的时候，要重新调整，这对演员来讲很痛苦。这个东西，看上去没有地动山摇的压力，却像一把无形的软刀子每天扎你，很难承受。我们总在说拍电影很艰苦，那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痛苦，都不及你面对表演上不确定性的累。大家好像觉得只有皮肉之苦的累才是真的压力，不是，我一贯认为，最大的压力是你不知道你的对手明天会怎么演，这种压力是让做艺术的人最最崩溃的压力。”
朱一龙在与杨恩又戏里戏外的相处上也花了诸多心力，在片场，他以三哥的身份与孩子交往，讲故事、陪她玩耍，把控与孩子之间的尺度。韩延说：“朱一龙和我聊得最多的是尺度的问题，不拍戏的时候，我看到他在陪又又玩。你看他云淡风轻地说了几句，我知道他在背后花了很多心思在跟又又的关系上。为了在现场有一条非常优秀、经典的表演，朱一龙特别小心翼翼去处理和她的关系，私下做了很多的铺垫，用心地经营两人的关系。”
拍完《人生大事》，朱一龙与韩延才真正熟悉了起来，年纪相仿，对电影有着共同的热忱，用他们的话说，“大家都是青年文艺工作者，我们会畅所欲言地聊表演、聊电影。”韩延记得朱一龙喜欢戴·刘易斯，有时两个人会在小房间一起分析刘亚仁、黄政民、李政宰等演员在电影中的表现。
出道十余年，朱一龙拍过的戏不算少。头十年，他马不停蹄地拍，没有被人记住也无妨，“至少还在做着一件你喜欢做的、还能养活你自己的事，那你做下去就好了。”外界往往会把 2018 年《镇魂》的爆红视为朱一龙演艺生涯的分水岭，作品的火爆形成了巨大浪潮，演技与流量的热议常常把他卷入其中。
一个努力、勤奋的演员蛰伏十年终被看见的戏剧性是媒体所关注的，于是，他常常被记者问道，“你如何看待现在的爆红？”那几年，朱一龙身上有着显而易见的焦虑，他对媒体剖白过自己的焦虑——被看见之后，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支撑所谓的名气？
这几年，他的状态明显松弛了起来。我们在采访中谈及松弛感的由来，朱一龙开起玩笑，“随着年纪增长，拍的数量够多了，就会更松弛一些。”他依然能准确回想起自己拍电影第一帧时的慌张。那时，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朱一龙客串电影《孔子》，饰演卫国特使，只有一句台词。他和周润发演对手戏，紧张得忘词，NG 了十几遍。
那一天仿佛成了一个烙印，也成了一个内心的标准，他说：“那一次拍戏让我明确了自己对电影的态度。你该怎么要求自己？拍电影的话，你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给了我一条线，起码达到这条线上，你再去拍电影。”
后来，他逐渐发现放松的乐趣。“必须得松弛。演戏这个事情不是你努着劲演就能演好的。更多的时候，是你一路走过来，发现需要松弛，你需要把自己所有的感官都打开。在片场的时候，你不能只专注在自己的表演上面。在演的过程中，只有松弛下来，你才能感受到环境的变化，身体的变化和身边最细微的变化，只有松弛才能做得到。”
他说松弛的道理上学时常听老师提起，但是，从知道到做得到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积，并不容易。“老师会告诉你要松弛，表演要松弛，但是你很难做到。摄像机这么近对着你，所有的戏不是让你连贯着拍，一整条戏就这么拍下来，所有的戏份都是切碎的。你怎么能松弛地把这些情感记下来之后延续到下一个镜头里呢？我觉得还是得积累经验，让自己循序渐进。当你逐渐放松了以后，你更会享受拍电影的过程，你不再那么在意摄像机，不用那么在意现场所有人的看法的时候，你完全松弛下来，你在演绎另外一个人的生活，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朱一龙早年说过演员是当众孤独的职业。作为体验派演员，他遵循着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戏剧的训练更多在于身体学会柔软，才能够透过剧本中的角色诉说、释放内心的情感。
时至今日，他还是会在片场感受到当众孤独的时刻。“表演这个事，没有办法让别人手把手教你，没法说，现场导演调完了你之后，你就会变成正确的，或者调完你之后，你就会特别棒。很多时候你是在跟自己打交道，你需要充分去了解自己，控制所有的身体机能，跟自己多对话，多跟自己相处。”
他很清醒，有自知之明，无论外界的声音如何，他的内心始终怀揣某种巨大的笃定。化妆师鹏鹏与朱一龙共事近六年时间，见证了他获得声名的全部过程。在鹏鹏的眼中，朱一龙的性情自始至终，从未有过改变，“话很少，很安静，很稳。”
“当某一部作品被大家所认识到以后，龙哥会更加小心谨慎地去选择（接下来的剧本），从我第一次接触他到现在，他没有太大的变化，反而在拍戏这件事上，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创作激情。”
2019 年，朱一龙受邀出席戛纳电影节，鹏鹏作为化妆师随队出行。电话里，鹏鹏说起戛纳往事，声音带着笑意，“各国影人在一起，我们走向了国际的舞台！哈哈......”他说在那一刻觉得自己要把所学的东西好好呈现出来，不能丢份儿。通常，明星与化妆师保持着微妙且敏感的关系，没有文书约束，有的只是一次次口头邀约。明星在获得一定的地位后，艺人团队选择起用新的化妆师在行业内算不上新鲜事，粉丝和媒体都有留意到，朱一龙在《镇魂》之后从未换过化妆师鹏鹏。采访时，问及朱一龙是恋旧的人吗，他点了点头，说现在身边跟着自己年头最久的东西是眼镜盒，“用了十几年”。
鹏鹏在电话里回答了我的困惑，“我们在各自领域专业里都有自己的想法，比较执着，也很想做好一件事。人和人之间有一个气场，我们同频又合拍，关键是我们有比较一致的审美。”即便合作多年，鹏鹏坦言他会尽可能在朱一龙面前表现出专业、严谨的一面，这源自朱一龙一 向做事执着、认真的态度，也潜移默化影响了自己。“在工作时，我永远保持着我第一次给你做（妆发）的感觉，这是我给自己的心理暗示。永远不能因为熟了有放松，有一丝懈怠。龙哥很专业，我必须得让自己匹配上他的专业。”
而在朱一龙作为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禁止非法野生物贸易全球大使参与纳米比亚保护野生犀牛的项目中，鹏鹏看到了朱一龙安静之外的另一面。“我们五个人一起挤在小飞机里，在高空飞，它遇见气流会一颤一颤的，现在想想挺吓人的，但大家都是第一次，只顾得上看窗外的风景。在追踪濒危野犀牛的路上，像回到了野外，动物和大家的距离很近，龙哥看上去特别兴奋。”
某些时候，鹏鹏又会被朱一龙的周到与细心触动。他说起某次在拍广告的片场，走得稍微快了或慢了点，一不留神就会被灯光组的器材撞到，朱一龙看到会立刻拽住他，小心提醒。这些在一起工作的点滴碎片让鹏鹏觉得温暖，“龙哥很细心，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全是一点一滴的细节，他的一拉一拽，反而让我觉得难忘，很温暖。”
透过这些琐碎如吉光片羽的正面侧面，朱一龙逐渐展露了鲜活生动的面孔。当下，对朱一龙来说，只有一件事很重要，“把戏拍好，拍出好的作品”。作为演员，他的杂念不多，在小心翼翼呵护内心某个极为坚定的内核。追问他在坚持些什么，他笑了，神秘了起来，“我不能讲，讲出来就没有能量了，但我相信行胜于言。”
他说现在的自己很满足，愉快地做着喜欢做的事，保持简单、纯粹的创作状态也不赖。“很多时候，你总是在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你有时候会想，我是选对了还是选错了呢？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一旦你做了选择之后，把你选择的东西变成对的东西。就像我选择角色一样，我要把自己所有的能量注入到角色里，把自己的选择变成正确的选择。”
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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