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问问那个大使，是个什么样子的皮包？里面究竟有些什么东西？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皮包里的东西丢失了的？”任立新对站在一旁的外办翻译要求到。



“是这样的，”坐在一旁沙发上、负责全程陪同外宾的解放军高级军官刘家仁开了腔：“我们刚才已经问过了，据大使解释说，这个皮包一直是由随行的武官处秘书吉拉德上尉携带并负责看管，包里有几份极为重要的绝密文件，包括埃及向中国购买新型型潜艇和巡防炮舰的协议副本。大使和武官先生这次来武汉，就是专门到武昌造船厂总装现场考察有关舰艇的建造情况。”

“是的，”年轻的吴翻译接着补充道：“吉拉德上尉说，中午从宾馆出发时他检查过，皮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在；从宾馆出来乘专车到南湖机场，这个皮包他一直携带着、包括去做祷告的时候，从未离身； 登机以后，他在座位上又打开皮包，才发现里面原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包括那些重要的机密文件和大使先生的一些私人物品。”

“什么？你是说那皮包并没有丢失，丢失的只是里面的东西吗？”任立新看着翻译瞪大了眼睛、用十分疑惑的口气问道。

“是的，他就是这样说的。”吴翻译无奈地点点头。

“天呐，这怎么可能？！”任立新感觉自己的头脑在迅速膨胀，“那他们到机场以后、一直都待在这间贵宾室里吗？中途有没有离开过？特别是看守皮包的那个什么上尉？”

“他们三人一起离开过一次——就是去二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做了一刻钟左右的午间祷告。”吴翻译连忙解释道。

“做午间祷告？” 郑和平和任立新目光疑惑地看着外办翻译问道。

吴翻译随即解释了三位外宾都是穆斯林，并将他们提出要求、然后离开贵宾室去做午间祷告的经过描述了一遍。

“哦？你马上带我们去看看这几个老外做祷告的地方！”任立新立刻要求道。

在机场值班主任和翻译的带领下，任立新和手下的几个警察匆匆来到了小会议室。



进门后、刑侦队长扫视了一下房间、开口问道：“这三个老外做祷告的时候也是带着那个黑皮包进了这个房间的吗？”

“是的，那个上尉进来以后就把那个皮包放在了靠近门口的这把椅子上。”吴翻译指了指进门右首的一把椅子。

“那他们做祷告的期间有没有什么人进去或者出来过？”任立新又问道。



“没有，”翻译摇摇头，“他们做祷告时，我和金科长一直守候在这房间的门口，没有其他人进去过，外宾也是在做完祷告后、姚主任来敲门催促他们准备登机时才一起出来的，上尉的手里还拎着那个皮包。”

“难道说，皮包里的东西是在他们做祷告时被偷走的？不可能呀！妈的，真是见了鬼了！”任立新眉头紧皱、自言自语地咒骂起来。

“这样吧，”郑和平小声建议道：“咱俩分分工，我带几个人去飞机那边，搜查整个飞机和旅客随身行李、检查并询问机组人员和其余所有乘客；你就留在这边检查贵宾候机室和外宾们去过的地方、询问相关人员。”



在中方陪同人员竭力劝说下，埃及客人们终于同意离开机场，乘车前往位于武昌的洪山宾馆做暂时的休息等候。

一个小时过去了，兵分两路的警察们终于结束了细致的搜查与盘问。

郑和平带领五六个警员登上飞机、翻遍了整个机舱并检查了机舱里所有的随身行李也没有找到外宾丢失的文件， 他们还盘问了飞行员和两个空乘服务小姐、以及三十二名机上的乘客，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和线索。

任立新这边的人马则将整个贵宾室连同二楼的其他房间，包括外宾们做过祷告的小会议室，像过筛子似的仔细搜查了一遍，还询问了贵宾室所有服务人员和一楼大厅的值班人员，既没有发现丢失文件的踪影，也没有发现任何明显可疑的人员或事件。

“没办法，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招了——搜查飞机上的每个乘客及其随身携带的东西！”郑和平猛吸了一口烟、垂头丧气地说道。

“你是说对所有乘客都进行搜身？ 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跟乘客们说明情况、开始搜查吧；”任立新摇了摇头、转身对助手和机场值班主任姚智用严厉的语气说道：“马上把飞机上的人员、包括飞行员和乘务组，全部带到一个封闭的地方——我看这个贵宾候机室就可以，我们要进行搜查，还有、贵宾室的所有管理和服务人员也得留下来，通过搜查以后才可以离开！”

“那楼下大厅里的人呢？放他们走吗？”任立新的助手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道。



“我什么时候说过放他们走！？”刑侦队长瞪着眼睛、几乎要咆哮起来：“全都得留下——通过了我们的搜查和讯问之后才可以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