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公号粉丝来稿，作者是国内某知名高校的学生。她记录了从农民工子弟学校到重点高中的求学经历及思考，我们可以看到，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对人的影响，以及乡村小学——这个熟悉又冰冷的字眼背后的人和生存状态。

“人的‘分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研究表明是从高中，但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或许从小学就已注定。”

文| 孟竹舟编辑| 苏晓明

校对| 陆爱英 郭利琴

我出生于南方某省会城市郊区的一个村庄，母亲是村里的小学老师。

我的人生轨迹原本会和村子里大多数小孩一样，读完村里的小学，被分配到一所普通中学，不上或者上一所专科院校，然后毕业谋生，结婚生子。

但我却幸运地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我考上重点高中，通过高考进入一所国内知名高校。

2015年暑假，母亲无意中提起，“小学要拆了，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才突然想起这个在记忆中不断淡去的母校，脑海中似乎就只剩下校门口跑来跑去的渣土车扬起的黄色沙尘。

这所乡村小学建立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原为一所祠堂小学，解放后成为公办小学。起初，学校所有的学生都来自于本村。

后来，伴随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它变成了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

面对匮乏的师资力量，以及贫困的打工岁月，同学们首先学会的是生存，而不是学习。

许多年后，我在想，人所谓的“分层”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研究表明是从高中，但对于我和我的同学们来说，或许从小学就已注定。

一度，我觉得与同学们尚有重逢的可能，但后来发现，在我们选择了不同人生道路的那一刻起，分别的种子就已埋下。

（一）

2000年开始，村里打工子弟越来越多，村里小学的班级数由最初的6个班，到2005年增至12个。2008年，我小学毕业一年后，这所小学成为全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之一。

最多的时候，小学曾达到62个人一个班，学生挤得没地方进出，课桌椅之间只有窄窄的缝隙，得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通过，甚至连讲台旁边都摆着课桌椅，就像老师的“警卫员”。

我们班人数近四十人，只有十个左右是本地学生。每个学期我都会迎来新的同学，也会在某天，因同学的再次转学而失去曾经的玩伴。他们大都来自偏远地区，和父母一起进城漂泊打拼。

对于要求入学的学生，学校没有选择的权力。村民将房子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也就承担着解决租户子女就读的问题，村民经常带着外地家长找学校老师，因为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学校也不好拒绝。

学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授课老师大都文凭不高。我们的语数老师也可以教我们美术、音乐、自然、体育；而体育老师也偶尔可以教数学、音乐，但只告诉我们答案，不告诉我们方法。他们戏称自己是“万金油”。

到了四五年级，最初奋斗在一线的老师们，由于年迈和体力不支，带不动这一群调皮的学生了，一个个退休。

最多时，学校有669个学生，12个班，在职老师只有19人。按照师生标准配比19:1的比例，应该配备35位教师。

因此，代课老师和统一安排的城乡交流教师承担了很多教学任务。他们的工资都很低，每个月只有一千多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只高一点。

但代课老师和城乡交流教师很不稳定。对于代课教师，这所学校只是一个跳板，劳动合同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想走就可以走。

城乡交流老师一共只待2年，他们为晋级到小学高级职称，必须要到教育资源薄弱的学校锻炼，匆匆地来，又匆匆离去。

有一个女代课老师在成为班主任后，上了两个月的课，由于别的学校给出更好的条件，她就离开了。

同学们经常看到不一样的新老师，一个个年轻靓丽，穿着时尚，但与整个学校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也注定他们要离开，去更好更干净优雅的校园。

童年的我。

（二）

陈伶、陈俐是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姐妹，回忆起小学时印象最深的场景，陈俐说，那时捡废弃可乐瓶，装满水在没建好的加油站打水战；陈伶说，她记得两个男生上体育课打架，班主任来劝架，男生竟然要拿砖头砸老师。

我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转来一个男生，五官有些失调，听说父母是近亲结婚，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因为女生们的嫌弃和男生们的欺负，再次转学。

同学李小花让“贫困”二字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瘦到皮包骨的身材和黝黑的皮肤，她足足比我矮了一个头。

我曾去过她的“家”，石棉瓦搭起来的养猪棚，还没有一个成人高，我看到李小花在一堆恶臭的猪潲中麻利地切着青菜，那时，母亲都会把我不穿的衣服送给她。

这便是我们班上的情况，基础层次不齐，家长没时间管，老师们有心无力。我们没有所谓的起跑线，起跑线本身就划得不公平。

母亲给我报了城里的补习班。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长很不理解，“小学补什么补？”

那时，我不太明白这些补习的意义，为什么我在班上考第一，还要去上补习？到了补习班，我才发现，补习班的题目我大都不会做。

每一次公交车经过那些“城里的学校”，我都会艳羡又自卑——那里孩子的父母都说着标准的普通话，穿着时髦的衣服，那锃亮的黑皮鞋我从来也没有穿过。

对于外来务工的父母，学校不过是在父母忙碌之时的托儿所，成绩怎么样并不重要。

我们学校小升初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一些优质初中的招生考试被提前录取，一种是通过毕业考试之后的微机派位分配到各个初中。

我们的小学80%的人都会被分配到一所很差的中学，学校名声也不好，群架不断。我开始拼命上各种培训班，这是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跳入好学校的唯一途径。

在补习班，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不敢往前靠；那里，一个认识的同学都没有；每次下课我都一个人走。我像一只孤独的“丑小鸭”在奋斗。

那时，与一所省重点高中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初中开始招生，名气还不大的它竞争也小，我幸运考入了它。

陈伶、陈俐还有其他大多数同学被分派到了那所很差的中学。

张鑫等一些同学没能留下来，回了家乡。

而就在我们六年级小学毕业那个夏天，李小花淹死了，一个活生生的同学就这样死了。我站在龙舟声喧嚣的盛夏河堤上，眼前熟悉的那条河，竟是如此陌生。

童年的我和母亲。

（三）

初中一次回家，我又听到了学校学生死亡的消息。

有个学生放学后在去河里玩，结果溺水了，老师们都赶过去施救，找人通知家长，可想尽了办法也联系不到家长。

年迈的老校长拔掉正在输液的吊针头急忙赶过去，跳进河水中将孩子乌青的身体打捞上来，并带着老师们在河堤下守着孩子的尸体。

家长直到晚上近十点才闻讯赶来，悲痛欲绝。

进入初中，那里的教育资源超出了我的想像。

当年的总体师资情况已经无从查起，但100%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还有很多是研究生。

我第一次用到校园卡和校牌。

学校食堂有很多吃的，我第一个月就长胖了15斤。

原来学校除了教室、办公室、厕所，还可以有那么多其他可以自习的地方。

中考时，考试就在本校，在考试的人群中，我看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学同学，我问他的近况，他只是说还好，接着补了一句：“你们学校好大啊。”

去年暑假，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他当时也在人群之中，他看到了我，但没跟我说话。

他在光荣榜上看到了我的大头照。他说，没有想到我在那么好的学校还能如此优秀。

在中考前几天，我突然接到乡里中学校长的电话，他是我母亲同事的丈夫。他要我到学校门口见见他，我跑到校门口，看到了他被保安拦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问我：“你们老师压的哪几篇文言文阅读的文章啊？”。

他面带尴尬听我说出了两篇文章的题目，说，我们压的不是这个诶”。他记在纸上，快步离去。

（四）

我顺利考入一所省重点高中，享受最好的教育资源。

比如，联合国前副秘书长给同学们讲座，比如我的同学们能经常参加电视台活动，甚至可以获得与主持界大腕同台主持的机会。

我想起我的一位老师偶尔“抱怨”说，这个周末又坐了很多小时的车去乡下讲课，泥巴路很难走，讲座现场满满当当全是人，坐在地上的都有，“就是为了听我讲一堂课，孩子们你们要珍惜啊，你们上的课是别人做梦都想上的。”

我听到这些内心很难受。不过这就是现实的残酷。高三，全国自主招生考试的人数，我们学校名额为165人，全省第一。

在为自主招生而参加的培训课上，我遇到了来自偏远地区的吴勇。他和同学们自己来参加培训，住在补习点旁边的宾馆里，两个人一张床。

吴勇基本上是自学成才，在题海战术里奋斗。吴勇的疑问老师往往也难以解答。老师直接把大学的教材给了他，让他自己去寻找答案。

而我的小学同学很多已经辍学，进入了社会的滚滚洪流。

他们并不是没有读书的愿望。他们读书了，也努力了，但依然考得不好，依然被分配到差的学校，成绩越来越差，他们主动或被动地走到了教育边缘。

最终，我通过高考，进入了一所全国TOP5的大学。

吴勇后来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原本我以为，通过他一个人的题海拼搏终于实现了鲤鱼跃龙门，但他说，他现在什么也不想干了，就想玩，他已经用两年半的时间将大学所有学分学完，每一门都是打擦边球过的。

他说，不知道以后要做什么，也不愿意去想。

现如今，我读书的高中更加强大了，已经成了一个教育集团，在全省建立了六所分校和近20个社会实践生活基地。

很多类似教育集团会说，这是为了化解“提高教育质量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进行集团化办学，是为了促进优质教育向普及化、平民化发展，让更多的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最终促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但我时常会想，这究竟是资源的垄断还是开放？

（五）

我常常在想，如果我小学时没上补习班，没能冲破地域之间的资源失衡，挤入原本不属于我的教育资源下，可能我早已嫁人，成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从初中到现在，我和小学同学彼此消失了9年，这9年，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生活。

与此同时，我生活的村庄也进入轰轰烈烈的城镇化大潮中。

很多人家中房子被征收，突然间就有了几百万的收入。

拆迁政策是，多一个人头就能多拿钱多分房，因此很多人放弃读书这条路，快速结婚生子。

经济收入也从农业为主逐步变为“租房为生”、“拆迁款为生”。小学同学的成长正好伴随着收入来源大变迁，家庭收入剧增，建了厂房，每年不需要劳动也有白花花的银子进账。

人们常说“知识改变命运”，但是在教育资源两极分化与中国变化速度超乎常态时，很多人看不到知识与未来，或者说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比如，对于我的小学同学而言，读书真的会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未来吗？

村里的大路也修好了，大人孩子们能更快捷地奔向都市繁华地带。

而外来务工者子女，依旧沉浸在帮父母分担压力的生活琐事中，家庭的争吵、父母之间的抱怨，让他们一有空闲就与其他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放松，更没想过走出这个地方。

小学也面临拆迁，已经搬空，如今变成了拆迁指挥部。去年夏天那次回校，我见到了小学的同学。

他们大都穿着成熟的衣服，有几个男生还戴着金链子，一排人浩浩荡荡闯入空无一人的小学。曾经比女生都矮一个头的瘦小男生长高了变胖了。

我们笑着说着曾经丢脸的事情，他们说着工地上的生意与爽事。

陈俐现在在大专读旅游，还没毕业也已经做了一年多的导游，去了一些地方，见了很多土豪。

张鑫还在读大专。他说：“感觉变了，不是人变了，是生活变了。每个人一路走来，总有人离开你的生活，也总有新朋友走近自己的生活。”

还有同学去当兵、做淘宝模特、做生意。他们的面庞在我的脑海中变得很模糊，也许下一次人群中相遇，只会感觉面熟，但却叫不出对方的名字，然后礼貌地笑笑，分道扬镳。

（陈伶、陈俐、张鑫、李小花、吴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