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场》写的是人的生、老、病、死。

1920年代，东北两个村庄里的农民们，“就那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猪在扑棱扑棱生小猪，人在扑棱扑棱生小孩。那么容易地就生了，死也就是这样就死了。”成功改编过话剧《生死场》的导演田沁鑫说。

病了没钱看医生，穷得养不起孩子，只能把孩子摔死，难产的孩子只能用刀子硬搅出来，女人瘫在床上，身上生了蛆，男人置之不理，诅咒她早死……

话剧《生死场》剧照，1999年

一个24岁的年轻姑娘，笔下没有任何甜蜜之处，甚至是一种恐怖的意象：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

“很少有人能像萧红这样的描写，只有她能将‘生’和‘死’的荒原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最早研究萧红的专家葛浩文如此断言。

“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他们。”

桂林上海杂志公司1941年5月版

萧红沉痛的生命意识，在她后来的《呼兰河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生、老、病、死，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

老，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谁老谁活该。

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

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她的娘家人来哭。

茅盾为《呼兰河传》写了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俗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930年代，萧红和张爱玲是当时最负盛名的两位女作家。田沁鑫说：“张爱玲本身这个人就比较清高，文笔很尖刻。萧红是北方女孩，文风非常朴拙，很像儿童。张爱玲有时候会批判一下，萧红好像都不太会批判，萧红是真实。”

小萧红与母亲，1915年

鲁迅说，萧红有着“越轨的笔致”，“明丽和新鲜”。她的语言本身充满魅力，这种魅力是经不起转述的，只能经由直接阅读而领会。例如《呼兰河传》的结尾：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八十，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院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依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几乎是无以复加的稚拙——单调而又重复使用的句型，同义反复、近于通常认为的‘废话’，然而你惊异地感到‘情调’正在其中。”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说。

“无组织的组织，无结构的结构，正属于中国式散文的结构艺术……萧红作品提供了真正美学意义上的‘童心世界’。”

1934年夏，萧红在青岛樱花公园

“我好像命定一个人走路似的”

萧红31岁就英年早逝，她过了短暂的一生，颠沛流离的一生。

丁玲见过她之后，就对友人预言：萧红决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

她19岁，还在哈尔滨上学的时候，曾经是“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

在北平女师附中读书的萧红，当时19岁

然而，她23岁第一次见鲁迅、许广平时，许广平却注意到：她爱笑，天真无邪，年轻的面庞，然而头发已经过早地花白。

许广平猜测她有过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她不知道的是，萧红20岁时，便已有过未婚怀孕生育过。

怀孕时，她的男人无故消失，她身无分文，被旅馆老板扣押为人质。恰逢那一年夏天松花江发大水，她独自大着肚子逃难，从二楼阳台上翻下来，坐了一条小船，最后找到萧军会合。

1932年，哈尔滨市区发生水灾，萧红第一次遇见萧军

萧军陪同生育后的萧红在公园散步，1932年秋

她与萧军在一起之后，即将出生的前男友的孩子成为了生活的负担。身为母亲，萧红硬着心肠，不喂孩子一口奶水，六天以后，她亲手将孩子送了人。

与萧军相恋之后，她跟着他，一路从北向南逃难，哈尔滨、青岛、上海、武汉。最后两人在西安分手。分手时，萧红还怀着萧军的孩子。

萧军与萧红

萧军有严重的大男子主义倾向，还有家庭暴力行为。“那个叫S（指萧军）的人，是不断地给她身体上的折磨，像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一样，要捶打妻子的。”

有一次，朋友们看到萧红的眼睛青肿。萧红掩饰说是自己不小心跌伤，萧军却不屑地说：“干嘛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军曾有过从军的经历

萧红与萧军在上海的最后合影，1937年

两人在上海的时候，萧红渐渐有了喝酒抽烟的习惯。那时候萧红的“脸色很黄，样子也很憔悴”，以至于旁人以为她有吸鸦片的恶习。

萧红和萧军分手后，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婚礼上，胡风提议让新郎新娘谈谈恋爱经过。萧红说：“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指有孕在身）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与端木蕻良在西安，1938年

然而，端木蕻良也没能给萧红需要的照顾和爱护。婚后不久，两人又要逃难，从武汉逃到重庆。端木拿了唯一一张船票，撇下萧红一个人先走了。

萧红此时已有八个月身孕，大着肚子，凌晨在码头上摔了一跤。她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四周无人，她望着天上的星星，感到一种从没有感受过的平静。

后来她跟友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走路。我好像命定了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萧红在西安，1938年

“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大多数人对萧红的印象是“敏感、软弱、被动”。萧军自己说，他从来没有把萧红当做一个“大人”看，“一直把她作为一个孩子——一个孤苦伶仃、瘦弱多病的孩子来对待的。”

然而，研究萧红的日本专家平石淑子认为，萧红具有非常独立的性格，“总是不顾他人眼光，主动去感受社会”，“周围的人们越是保守，她越是具有反抗精神”。

无论我们认为萧红的命运多么悲剧，可以看到，每一步转折，其实都是她的主动选择。

二萧与友人在上海，1936年

19岁，为了求学，反抗家里给她定下的婚事，不惜离家出走，与家人断绝关系。在那段孤立无援的时期里，她曾在大街上见到自己的亲弟弟。弟弟劝她回家，但是萧红坚决拒绝。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救亡图存成了主旋律。萧红因《生死场》成名，身上早就被贴上了“抗战作家”的标签，然而她却主动质疑这个标签，反对作家上战场“体验生活”。

她的理由是，不上战场，也可以体验生活：“我们并没有和生活隔离。比如躲警报，这也是战时生活，不过我们抓不到罢了，即使我们上前线去，被日本兵打死了，如果抓不住，也就写不出来。”

1938年萧红在西安，同年与萧军结束了6年的关系

萧军打算投笔从戎，萧红坚决要写作，两人终于分道扬镳。萧军本来和她约定“分手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如果你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

私下里，萧军对自己的朋友说，萧红不是合格的妻子，但他“决不率先抛弃她”。于是萧红承担了提分手的责任，要和他“永远诀别”。

萧军还想挽留她，提议等孩子出生后再分开，如果萧红不想养育这个孩子，可以他来养。但是萧红没有回应。

朋友们都反对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在旁人眼里，萧军萧红的组合，是抗战文学的一个精神代表。端木蕻良，则是反面的小资倾向的代名词。

当时，朋友们都反对萧红和端木蕻良在一起

骆宾基曾问萧红：“你离开萧军，朋友们是不反对的。可是你不能独立地生活吗？”萧红反问道：“我为什么要独立生活呢？因为我是女人么？”

“萧红短暂的一生都是与‘保护者’一同度过的……她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一个人走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主动选择合适的‘保护者’。她实际上想让他们为自己走上独立的道路遮风挡雨，或者作掩护。”平石淑子说。

“然而现实中他们都将萧红视为弱者，对她像对待孩子一般……她一生想要切断的就是‘保护’者与‘被保护’者之间产生的绝对权力关系，或者说，男女之间默默滋生的权力结构。然而，社会还远没有进步到这一步，连解决问题的契机都未出现，她就去世了。”

话剧导演田沁鑫

我跟萧红的缘分开始得很早。八十年代中期，有过一次萧红热，出了很多萧红的书。张爱玲是后来才热的，之前是萧红。

那会儿我上中专，十几岁，喜欢文学，经常坐公交车去朝阳门，那里有一个人民出版社的书店。我读到她的第一本书是《呼兰河传》。

我还记得看她的散文集，知道萧红和萧军谈恋爱，书里都有图片。

两萧谈恋爱，1932年

她的散文写得有意思，很生动。有一篇是她描写自己的饥饿，那时候她和萧军在一起，两个人很穷，萧军在画电影海报，也教一些学生，但是挣不到什么钱，买不起吃的东西。她饿到说，桌子腿要是能吃，她就把桌子腿吃掉，等等。

她喝一些放了盐的水，这样能补充一些体力。她住的楼道里面，邻居家门口有送牛奶的，她就很想去偷那个牛奶喝。萧军有的时候难得带回来一点吃的，比如一个列巴，结果他只顾自己吃，吃到都快没有了，突然想起来说，哎呀你还没有吃。

哈尔滨商市街25号，萧红、萧军住过的小屋

我觉得她写的东西真的是特别实在。这个人不炫技，文风非常朴拙。就像一笔一笔素描一样，画到了房间的每一个部分。

一般我们写东西，不知道为什么落笔的时候常常会虚荣，想拔高自己，或者是啰嗦，很难如此准确地来描述。萧红在这一点上，真的是很干净的一个人，毫无杂念。我觉得她就不是凡间的一个浊物，是一个有灵性的小天才。

田沁鑫眼里，“萧红是很干净的一个人”

萧红自己并不幽怨。她一辈子都是一个乐观的人，很容易就快乐起来。在香港住院的时候，有一次刮十二级台风，端木在家里接到电话，说萧红病危。端木过海去医院看她，萧红一见到他来了很高兴，咯咯咯咯地笑。

临死之前，茅盾去看她的时候，她还说我们要办杂志，还在设想种种未来。

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这“半部红楼”是她曾经提到过的，将在战争胜利之后，和丁玲、聂绀弩、萧军遍访过去根据地、雪山、大渡河之后，合写的一部小说。

萧红在重庆，1939年

她自己在《呼兰河传》中写道：“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她人很皮实，灵魂很澄明，内心很宽广。就像赵朴初先生形容李叔同似的，“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