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是一个奇女子辈出的年代。

如果把它比作一座花园，那么林徽因就是芬芳洁白的茉莉，张爱玲就是冷艳高贵的玫瑰，然而有一位女子，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女，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她就是吕碧城，那朵倾国倾城的牡丹。

在那个黑暗腐朽的年代，她独立勇敢，以倡导女权为使命，宣传男女平等，创办女校；她才华横溢，被称“中国最后一位女词人”，曾是袁世凯最器重的秘书；她又慈悲为怀，为赈济灾民、动物保护倾注毕生心血。

然而这样的女子，却选择了孑然一身，终生未嫁。

出走的娜拉

多年以后，当吕碧城在上海静安寺路的豪华别墅里享受午后和煦的阳光时，准会想起独自蜷缩在火车冰冷角落的那个遥远夜晚。

黎明前，车厢内微弱的灯光与铁轨的轰隆声，是属于吕碧城在1904年的独特记忆。她即将到达陌生的天津。

椅背的颠簸感仿佛襁褓中母亲晃动的摇篮，一阵困意袭来，吕碧城陷入了一段有关童年的梦境。

1883年，安徽旌德一户姓吕的书香门第，迎来了家中的第五个孩子，父亲吕凤歧看着怀中软糯粉嫩的婴儿，当即给这颗掌上明珠取名为“兰清”，仿佛预示着吕碧城未来风华绝代却又寂静清冷的一生。

清末年间，世风日下，曾经高中进士官运亨通的吕凤岐，逐渐不满官场的黑暗腐朽，又不愿意随波逐流，于是决定辞官还乡。

在故乡安徽的庭院里，吕碧城与姐妹们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

父亲将心思全部用在了陪伴子女上，每日教导他们读书识字，研墨作画，碧城自小聪慧过人，尤其在古诗词上颇有天分，字还没认全，无数诗词就烂熟于心。

5岁那年，吕碧城与父亲在花园散步，看到池塘边的柳树在风中摇曳，父亲说道：“春风吹杨柳。”话音刚落，吕碧城便接了一句“秋雨打梧桐”，在别人家的孩子都在背诵《三字经》时，小小的吕碧城就能对句了，她的天资让父亲大为惊喜。

9岁时，在父亲的属意下，吕碧城与同邑一户家底丰厚的汪姓人家订婚了，也算是门当户对，然而命运对那些才华横溢的人，似乎总是充满着不公。

一天， 外出登山的吕凤岐不小心从山上跌落，从此一病不起，不久就撒手人寰。

早在此前，吕家的两个儿子也先后离世，可怜的母亲带着四个女儿日日以泪洗面，利欲熏心的族人见吕家再无男丁，纷纷前来争夺财产，甚至勾结穷凶极恶的土匪将母亲绑架，出言威胁如果不交出吕凤岐的遗产就残忍撕票。

吕碧城自小就是姐妹中最独立勇敢、最善于思考的那一个。危难之际，她没有被吓傻，更没有大哭大闹，年幼的她想到向父亲生前好友樊增祥写信求助，时任两江总督的樊增祥立即从南京派兵，将土匪一网打尽，碧城救母的故事在不大的家乡传为佳话。

谁能想到，救了母亲，却失去了自己的婚姻。原本与吕碧城定了亲的汪家眼看着吕家墙倒众人推，权衡之下决定退婚，理由竟然是：小小年纪的姑娘家就能呼风唤雨，嫁进门后还不反了天。

旧时，女子被退婚等于葬送了一生的名誉与幸福，从此被钉在耻辱柱上。母亲为了女儿的幸福，在汪家人面前乞求的眼神，青梅竹马的男孩躲在角落的无动于衷，成了吕碧城心底的一道伤疤。

人性的薄凉让她感受到彻骨的寒冷，不忍看母亲受辱，吕碧城拉起母亲，说：“妈，我们走。”

为了生计，吕碧城跟随大姐投奔天津塘沽的舅舅严朗轩。

天津作为最早开发的商阜之一，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塘沽的6年时间，吕碧城不仅出落得亭亭玉立，也接受了许多自由思想的感染，更加有智慧，也更加独立。

天津女子学堂即将开办的消息传来时，碧城灰暗已久的心灵迎来了一缕阳光，她计划着奔赴女学，然而舅舅决不允许吕碧城像男人般抛头露面，在外闯荡，把她狠狠臭骂了一顿。

“逃！”这个字在她脑海里不断盘旋，挑拨着她的心弦。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她偷偷收拾了行囊，怀着一颗滚烫而赤诚的心，登上了前往天津的火车。

像出走的娜拉一样，吕碧城怀着忐忑的心情，奔向了没有定数的未来。

女权之光

鲁迅先生曾对娜拉出走后如何生存提出了质疑。在许多个娜拉中，吕碧城无疑是幸运的那一个。

火车上，身无分文的吕碧城在为车票一筹莫展之际，一位温和的妇人问道：“小姑娘这是要去哪呀？”

“天津，”吕碧城回答。

“我也正要去天津，咱们正好搭个伴了。”

原来，这位妇人是天津“佛照楼”的老板娘，她不仅帮吕碧城买了车票，还要邀请她去自家暂住。

到了天津后，吕碧城立即给借住在《大公报》馆的旧识写信求助，信里讲述了她从家中逃出的经历以及自己对自由的追求，这封信无意中被报社社长英敛之看见。精彩的文笔与独立的精神立刻吸引了英敛之，这不正是自己寻觅已久的可塑之才吗？

当晚，英敛之夫妇登门探访了吕碧城，带她品尝天津的美食，观赏京剧演出，还邀请她搬去报馆同住。

那天，吕碧城兴起，念了一首自己诗词给大家听。

眼前这个看似羸弱，却抛弃儿女情长，愿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女孩，让众人敬佩不已，英敛之激动地对夫人说：“ 碧城是你的同党，你们应该同心携手，共同为妇女命运抗争。”

两位相见恨晚的女性相视而笑，目光中充满了坚定，吕碧城知道，为妇女命运抗争，这即将成为她毕生的追求。

慧眼识珠的英敛之，决定让吕碧城加入到《大公报》的编辑工作中来，这本旨在打破封建势力的禁锢、用西方文明启迪读者的报纸，吸引了吕碧城，她决定留下来，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女编辑”。

凭借犀利独到的敏锐眼光和丝毫不亚于男性的深刻洞见，吕碧城在《大公报》发表了许多优秀的作品，《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更是中国女权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才女碧城” 的名号在京津地区迅速走红，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拜访。

吕碧城后来回想起那段时光，记忆最深刻的，要数与秋瑾女士的相识与相知。

那天，吕碧城正伏案创作，馆役举着一封刺有“秋闺瑾” 三字的信笺跑进来说道：“ 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

吕碧城定睛一看，走进门的是一位身着男装，长身玉立，双眼炯炯有神的女子，这便是秋瑾。

秋瑾在碧城住处停留了三日，她们谈论理想，谈论女性解放，短短几天，彼此之间就奠定了坚实的友情。

“碧城”二字本来也是秋瑾的名号，因此当时许多人以为吕碧城的作品出自秋瑾之手，这次相见后，秋瑾惊叹于吕碧城的才学，立即取消了自己的名号。

与秋瑾结识后，吕碧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兴学之志，个人际遇让吕碧城早早就对女性命运的身不由己有了深刻的认识，封建制度就像一个幽禁女性的牢笼，只有让女性觉醒，提倡男女平等，才能将二万万女同胞从悲惨的地狱中解救出来，于是她全身心投入到女子教育事业中。

然而，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礼教环境下，办女校并非易事。

幸得许多开明人士的的支持，吕碧城早出晚归辛勤奔波，从四处筹款到教学计划，从教师聘请再到学校选址，无不亲历亲为。筹款成功的喜报传来那天，津门地区正下着大雨，她高兴地丢掉了伞，在大雨里旋转奔跑。

那一年，她只有二十一岁。

短短六个月时间，北洋女子公学创办成功，吕碧城任校长，学校学生最多时达七十多人，这一壮举不仅成就了她自己，也为中国女性教育打开了新纪元。

与爱无缘

在女人的生命中，面包固然重要，爱情却也是必不可少的养料，然而对吕碧城来说，自从年少被悔婚开始，她的一生就注定与爱无缘了。

像吕碧城这样才华横溢的新锐女性，身边从来不缺乏追求者，世间缘起缘落，她的生命中也出现过几个重要的男人。

她的伯乐，《大公报》社长英敛之，必定算是其中之一。

第一次见到吕碧城那天，英敛之就为她出众的容貌与才情深深折服，在为报纸共同奋斗的日子里，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

志同道合的两个人时常畅谈国事到天明，夫人淑仲将这些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在耀眼的吕碧城面前，她感到了自己分外卑微。

吕碧城早已知晓英敛之的心意，却不愿意破坏另一位女子的幸福，始终与英敛之保持着君子之交的礼貌距离。

但在她后半生漂泊不定的岁月里，有一枚刻着“敛之氏”的印章，始终被带在身边。

1907年，秋瑾因在绍兴起义失败，被清廷逮捕，7月15日，秋瑾被押到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

当好友的死讯传来时，吕碧城悲痛万分，这是父亲离去后，她再一次被死亡的黑暗笼罩住，想起二人过往种种，吕碧城提笔写下多首怀念秋瑾的词作。

谁料到，不久后，这些悼词与两人之间的书信一起，被清政府视为吕碧城“通敌”的罪证，吕碧城遭到了逮捕。

袁克文正是在这一时刻出现在吕碧城的生命里，像一位盖世英雄，踏着七彩祥云前来拯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当时正在清廷任职，对吕碧城这位才女的大名，早就有所耳闻，怀着倾慕已久的心情，他向父亲求助，而恰好袁世凯对碧城也颇为欣赏，还曾出钱资助过吕碧城的女校。

于是袁世凯对法部的官员说：“如果说有书信往来就是同党，那我是不是也算同党了？”

在这硝烟弥漫的乱世，吕碧城在狱中感受到了身似浮萍般轻薄，心灰意冷之际，眼前走来一位英俊青年，伸出手带她逃离困境，从此吕碧城视袁家为恩人。

这一年，吕碧城25岁，袁克文18岁，然而年龄差丝毫不影响袁克文对她的爱慕。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交集，碧城指导他的诗词造诣，他在碧城苦恼时充当蓝颜知己。

1912年，北洋女子公学归入北洋女子师范学校，在袁克文的极力推荐下，吕碧城被聘为北京总统府咨议，任袁世凯秘书，可以自由出入南海的中华门。

然而面对众人对她和袁克文的撮合，吕碧城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知，她说：“克文属公子哥儿，只许在欢场偎红依翠耳。”

事实证明，吕碧城的眼光是正确的，几年后，袁世凯去世，袁家树倒猢狲散，袁克文沉溺于吸食大麻，流落在上海的烟街柳巷里。

时光流转，物是人非，吕碧城打听到袁的住处后，曾登门拜访，袁克文听到仆役通报的那一刻，心中微颤，他沉默许久，说：“告诉她我睡下了，不方便见客，”从此二人再未相见。

吕碧城的老师严复，曾为她介绍了包括胡惟德在内内的多位有志青年，都被吕碧城回绝。严复评价她：“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眼里。”颇为精准。

吕碧城曾说过，最心仪的三位男性，梁启超，汪精卫，汪荣宝，要么已婚，要么年少，没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这是莫大的遗憾。

然而，作为一名独立女性，吕碧城不将就，不从众，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她的飘逸洒脱，正像她的诗中所写：“不遇天人不目成，藐姑相对便移情。”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女人的幸福并不取决于男人，而是源于自己。

游走人间

在北京政府任职的吕碧城，风光无限，结识了大批达观权贵，也结识了更多文人雅士，然而权势并没有冲昏她的头脑。

一次去颐和园游玩，她看到慈禧的画还挂在排云殿的墙上，甚是不满，随口作诗道：“游魂地下，羞逢汉雉唐鹉，”质问慈禧，死后你的灵魂还有颜面去见吕后和武则天这样有作为的女性吗？

吕碧城对已经覆灭的清王朝深恶痛绝，对新政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与期待，然而随着宋教仁案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袁世凯政权让吕碧城越发失望，她毅然离开了黑暗的官场。

当身在上海的母亲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吕碧城立即赶往上海，父母在时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后人生只剩归途，巨大的孤寂与落寞裹挟着吕碧城前行。

她开始为自己的下半生经济状况考虑，那次去上海，她购买了数万元“署券”，没想到几年后，这些署券使她获得了大笔资金，于是她又开辟了茶叶生意，将家乡徽州的茶叶卖给俄国人，没几年，她就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富翁。

辞官后的吕碧城，在静安寺路自建的别墅里定居，这栋欧式小楼有着宽敞的客厅与舒服的沙发，墙角有一架油亮的三角钢琴，几位家丁每日井井有条地打理着庭院，这样的阔绰寓所，在上海也是寥寥无几。

后来在纽约的理发店里，当吕碧城的理发师得知，她被鼎鼎大名的富太太席帕尔德女士邀请时，震惊不已，于是打算教教吕碧城如何与富人相处，吕碧城笑着说：“我比席帕尔德女士还要富有呢。”

那年北方发生洪涝灾害，无数生命被大水吞噬着，吕碧城听说后，立即成立了“京直水灾女子义赈会”，奔走各界筹集善款，自己也捐出了十万大洋。

物质生活十分富足的吕碧城，一直在追求精神上的滋养，她想看看更大的世界。

1920年，38岁的吕碧城独自登上驶向美利坚的轮船，进入了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与美术，接受西方自由精神的沐浴熏陶。

哥大的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亚洲面孔的女性，有时在大树下独自练习着英语，有时专注地挥动手里的画笔，一位黑人女招待经常跑去看她写生，每次画作即将完成时，她都开心地鼓起掌来，吕碧城会将自己的作品慷慨地送给她。

美国无法满足吕碧城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接下来，她又畅游了欧罗巴，脚步遍及“花城”佛罗伦萨、历史底蕴厚重的罗马、洁白无瑕的阿尔卑斯山、时尚之都米兰等等，在路上留下了大量的词作。

她将在西方的见闻集结成书，名曰《欧美漫游录》，书中具体讲述了有关订票、海关、行李、银行、旅馆、小费等各种细节，这本书成了风靡一时的欧美旅游指南。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无论学识还是眼界，100年前，吕碧城就已达到了一位女子所能触及的最高境界。

皈依佛门

在瑞士，吕碧城时常与友人坐在山间的草地上野餐，一个明媚的午后，一只蚂蚁爬上了桌布，友人正要将其碾死，吕碧城连忙劝阻了下来。

这件不起眼的小事，却预示着吕碧城将在哪里找寻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则关于“皇家禁止虐待牲畜会”的内容吸引了她的注意，她发现人们总在宣传保护动物，却从来不说保护动物的生命，于是，吕碧城创办了“中国保护动物会”，大力提倡素食，自己也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

身处乱世，吕碧城看尽了世事沧桑，也尝遍了人间苦乐，曾经的挚友、知己、学生，一个个离去，她逐渐学会了与乱世和解，以慈悲善待世间生灵。

1929年，吕碧城应邀参加在维也纳举办的国际保护动物大会，那天，她穿着印有孔雀开屏图案的丝绸长袍，额间佩戴一顶精致的头冠，站在演讲台上用流利的英语传达着戒杀的理念，那一刻，她自己就是一只优雅的孔雀。

在场的西方人第一次发觉，一位优秀的亚洲女性身上散发的魅力，究竟有多难以抵挡，会后，许多人找到她签名留念。

吕碧城所提倡的戒杀，与佛教的理念如出一辙，慢慢地，她开始走进佛教的精神世界。

在香港跑马道的寓所里，挂着一幅观音画像，吕碧城在这幅画像下日日翻译佛家经典，留声机里循环播放着《大悲咒》，在生命的最后五年，吕碧城耐心地与灵魂对话着。

脱掉云裳，孑然一身的吕碧城皈依了佛法，也找到了寻觅已久的归宿。

1943年，时光辗转却又总是充满巧合，与几十年前逃离塘沽时一样的静谧黎明，吕碧城再次踏上了旅程，不同的是，这次她要去往另一个世界。

一艘小船朝着海平面出发了，在第一缕阳光来临之际，吕碧城的骨灰被撒入深深的大海，从此与天地融为一体。

世间不再有吕碧城，却深深留下了她来时的足迹，就像她的诗中写道：

匆匆说法谈经后，我到人间只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