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对于几十万年前，你没有预设立场。

因为没有什么文献记载过这个时期的人物、事件、政治实体，从而不需要用遗迹来证明什么。

而对于公元前第三千纪末至公元前第二千纪上半叶，很多人却根据文献预先确定了夏的存在。

这个时间段内遗迹的发现当然要容易的多，而且数量和密度确实也比几十万年前、几万年前的发现丰富得多。

夏如果存在，而且是一个延续数百年、分布一定地域范围、并已进入国家或文明阶段的政治实体，其对应的考古遗存早已经被发现、发掘（虽然未发掘的更多），但遗存自己不会说话，如何从众多遗存中辨识出夏，这个问题比发现、发掘遗存本身要复杂。

只要你相信夏的存在，那么用邹衡先生的话说，就是“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对考古学不够了解的人，对于国内考古工作强度和遗址发现的数量及其普遍性缺乏基本概念，不太能够理解邹氏论证夏文化的逻辑——

为什么说到70年代探讨夏文化的条件成熟？

不是因为那个时候新发现了什么夏都或者新出土了关于夏的文字，而是因为经过多年工作的积累，那个时候全国范围内从仰韶到晚商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初步建立，既没有大的时间上的缺环，（在现代适宜气候区内）也没有大的地域上的缺环，尤其是在推定的夏年和夏人活动地域范围内，并不存在考古遗存的空白。

夏如果存在，只可能在已知考古学文化中挑一个或几个，而不可能是根本未曾发现的、全新的考古学文化。

所以，问题并不是“找不到证明夏存在的遗迹”，而是“从找到的遗迹中证明夏的存在”这一证明关系是否成立。

多说一句，即便认为这个关系不能成立（或者存在争议），也不能由此推导出“夏不存在”，而是说明，要么考古材料不充分，要么证明能力不足（或至少不能得到公认），要么“证明”本身是伪问题。

02

几个问题：

1、

夏年：简单理解就是夏的存续时间。

按古本竹书纪年，自禹至桀是17世、471年（五百或六百年说不足取，因为每王/世的平均在位年数长到不可接受），这是夏的积年。

这个年代跨度如果很短的话，比如类似秦朝、隋朝，是有可能由于物质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没法很精确的与其之前、之后的朝代区分开，不过夏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关于绝对年代，由于比夏晚的商代、甚至包括西周前期也没有共和元年以后那样精确的纪年，所以如果具体到公元前XXXX年至XXXX年的话，夏的绝对年代也是不确定的，取决于商积年以及武王伐纣之年等一些关键点的理解。

大体上是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断代工程给出的方案是约前2070-前1600）。

2、

夏人活动地域文

献上主要是记载夏后都邑或者夏后在某个地点，终夏之世屡有变迁，个别如《战国策》和《史记》则提到夏桀之国/居的四至范围。

一般理解夏人主要活动区域，是在河南黄河沿线地区（豫西，以及豫北、豫东），势力范围涉及晋南和山东西部。

既不是一个点，也不是全中国到处都是，这么个状态。

3、

在上述时空范围内，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考古工作、发现了很多遗址。

不是说比夏早的文化发现了、比夏晚的商发现了，唯独夏没有被发现。

更重要的是，在上述区域之外，也有很多同一时期的考古发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禹域内外文化的差别。

这是考古工作者在论证夏文化时最重要的基础。

当日中国远非大一统（其实，即便晚至秦汉帝国，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的差别仍能被考古学家观察到），如果有这么一群夏人，那么他们的文化也应该和其他族群有所不同（这一点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

考虑到夏的时间跨度，那么也应该与之前和之后的文化都有所不同。

考古学最擅长的工作不就是比较文化间的异同嘛，这也是考古工作者敢于在没有确凿出土文字发现的情况下论证夏文化的底气所在。

遗憾的是由于陶器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表述起来很晦涩，这一点是最容易被一般人忽视的。

概括说来相对主流的认识是，以殷墟文化作为基点（确定是晚商）往前追溯，其来源被认为是二里岗文化（和二里头分布区基本重叠、年代在二里头和殷墟之间，被认为是早商），再往前追是豫北冀南的下七垣（可能是先商，先商不是“商以前”的意思，而是特指商先王先公及其人群所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和下七垣同时的二里头很可能就是夏。

郑洛地区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大师姑、望京楼等含商文化因素城址的批量出现，再加上二里头的衰落，可能就是夏商更替的反映。

至于夏的建立，最常被用来论证的是，河南龙山文化的南扩、江汉地区石家河与后石家河的更迭，与“禹征三苗”有关。

所以夏的上限不应早于河南龙山。

4、

当然，随着二里头大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城墙等重要遗存的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强了学者们的信念——考古学界在引用文献来“证明”二里头是夏桀所居的同时，历史学界也在引用二里头的新发现来“证明”夏的存在是铁证如山。

按某些不中听的话说，就是双方“在互相利用”。

如果二里头或其他夏文化探索对象所显示的文明程度不高，可能学界主流会比现在更谨慎和保守一些。

既然二里头已经体现出极为强势的“王朝气象”，相对周边文化来说有压倒性的优势和辐射能力，而且一般认为是代表了早于商的政治实体，再要从考古学上否认夏已经显得很不靠谱了。

（如果否认夏的存在，肯定还是要走30年代疑古派的老路）

5、

除了大范围比较文化异同，以及从考古学上研究文明程度之外，还有很多考古证据被用来和夏相联系。

比如《礼记·明堂位》: 

“灌尊, 夏后氏以鸡夷, 殷以斝, 周以黄目。” 

“鸡夷”何指，历代不得其解。

邹衡论证了它就是二里头文化中的封口盉（现代命名的一种陶器类型，周代已绝迹）。

又比如，孙庆伟论证了从龙山晚期到二里头起源于中原、并进而扩散到整个东亚的玉礼器牙璋，可能就是《尚书·禹贡》中“禹锡玄圭”的玄圭。

6、

固然，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条件下所得出的关于夏文化的结论，不如殷墟=商代晚期那么可靠，或者说锤没有那么实。

但是除非坚信夏不存在或不可“证明”，反过来观察其他知乎常见论证夏文化的方式，其逻辑不自洽的地方更多。

比如说因为夏在很遥远的西方某地，所以考古学家在中原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的年代没有文献中所记载的那么早，所以考古学家在那个时间段发现不了夏

比如说因为夏没有文献中描述的那么强大或文明，可能只是不起眼的小国甚至部落，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夏。

其实“夏”这个概念的唯一源头就是文献，研究历史确实不能“尽信书”，但如果有选择地信，就要讲证据。

为什么同样是文献，你相信夏的存在，却不相信共存的其他关于地域、时间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描述，文献根据到底在哪儿？

相比之下，被认为是疑古过甚的学者倒是更坦荡一些，信什么疑什么好歹还给出了系统论述（如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杨宽：《说“夏”》；艾兰：《龟之谜》），而不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半信半疑”。

还有很多人都对考古材料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