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读史，可能会感兴趣，究竟是“真假宦者”的告发导致了秦王的爆发，还是“假父”的自夸触怒了秦王？

从文本的角度来分析，秦始皇的“保密工作”作得是真好，比如太史公写秦朝历史是以秦国官方史书《秦纪》做底本的，所以《秦始皇本纪》中只字未提帝太后与嫪毐的关系，当然，宣太后和义渠王的关系《秦本纪》也没提，有鼻子有眼的记载，实际上出自《后汉书》。

由于“秦俗多忌讳之禁”，《睡虎地秦墓竹简·编年记》这一郡县小吏的记事本中，秦王政九年，干脆是空白，连嫪毐叛乱的事儿都没有影子。

可见，在咸阳城里斩首“数百”的大乱，在帝国的末梢，连个响都没听到。

那么，《吕不韦列传》中的“真假宦者”，《说苑》中的“皇帝假父”，实际上就是两个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坊间广泛传播的两个说法。

而司马迁最终在《秦始皇本纪》中截取了茅焦劝谏秦王政的一部分言语，而在《吕不韦列传》中详细记录了“真假宦者”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他比较倾向于“真假宦者”的解释，所以，在《史记·春申君列传》中，莫名其妙地插入了：

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於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在司马迁看来，春申君献怀孕女给楚王的故事，与吕不韦献姬给秦庄襄王的故事，存在某种联系，而春申君引用李园，吕不韦进献嫪毐，一样具有某种冥冥中的相似，直到最后，李园杀春申君，嫪毐坑死吕不韦，自然也就有了这样一种联系。

在今天看来， 这叫故事传播的戏剧性改编，而在西汉时代的人看来，这就叫冥冥中自有定数……而这种定数，又与人事相关。

所以，在《史记·吕不韦列传》的最后，司马迁评价说：

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直接指斥吕不韦是典型的伪君子，但是，在《吕不韦列传》中其实就有自相矛盾的信息：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

前者说子楚夫人为“邯郸诸姬”，且怀孕十二月生秦王政，后者生物学上有点难，前者则实质为姬妾，送给了子楚，竟然就立为了夫人，也就是正妻。

而后者又说，子楚夫人是赵豪家女，所以被藏匿起来幸存，既然是豪家女，怎么就沦落成了歌舞诸姬了？反过来说，豪家女被落魄公子立为正妻，似乎才合理，否则，回国后子楚夫人立后的身份难道不会受到指摘？

这种矛盾，其实在嫪毐的身份上也存在，既然是“假宦者”，常从太后左右是可以了，“事无大小决于毐”就难了。

按照《二年律令·秩律》里的记载：

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即太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 （卫）将军， （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奉常，秩各二千石。

这个级别的，只有“长信詹事”是吕太后所居的长信宫的主官，但是，汉初仍以士人担任，至于其他职位，更是都由士人担任，而非宦者。

汉初皇帝的命令运行，其实可见《汉书·丙吉魏相传》：

高皇帝所述书《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谒者臣章受诏长乐宫，曰：“令群臣议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国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谨与将军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议：“春夏秋冬天子所服，当法天地之数，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顺四时，以治国家，身亡（无）祸殃，年寿永究，是奉宗庙安天下之大礼也。臣请法之。中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兒汤举秋，贡禹举冬，四人各职一时。”大谒者襄章奏，制曰“可。”

这是汉高帝十年的一道诏书，体现了当时皇帝意志的执行程序，即皇帝在长乐宫中招来大谒者（宦官）襄章受诏，提出要群臣议论的议题。然后，大谒者把这个诏书或是口谕传达给相国，由相国召集御史大夫、将军、太子太傅等重臣合议，再将议论完毕的结论成文，交大谒者襄章奏请皇帝，皇帝再批准“可”。

整个诏书要记录全部流程，如果多次议论，则会变成层层叠加的“夹心饼干”，才是正式的诏书文字。

这里的大谒者，或许即为谒者仆射，也就是中谒者（或为宦者）、谒者（士人）的主官，中谒者往往可以出入省中（皇帝居住地），士人担任的谒者，则应该是受诏于未央宫前殿（皇帝办公地）门外。

到了吕后称制的时代，由于女主的特性，远比高帝时代确认，中谒者为宦者担任，所以有非常知名的阉人谒者，《史记·吕太后本纪》记载：

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

《汉书·外戚恩泽侯表》记载：

建陵侯张释，寺人，以大谒者劝王诸吕侯。

也就是说，这位阉人宦者张释，以劝说立诸吕为王的功劳封列侯……

《后汉书·宦者列传》的记载是：

及高后称制，乃以张卿为大谒者，出入卧内，受宣诏命。

能够出入卧内，受宣诏命，还被封列侯，算是位高权重了，可他算不上“决事”的人，见《史记·吕太后本纪》：

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令监宫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太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

决事的是审食其，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当“宦者”才能“监宫中”，郎中令也可以，左丞相也可以，要“用事”，士人的身份也没什么不可以，如果再向前一步猜测的话，嫪毐很可能是以“郎”的身份，升任郎中令，也是二千石的高官，还能“监宫中”与帝太后接触，再封列侯“尚符玺”，自然也就能够“事无大小皆决与嫪毐”。

而这些，现在都无从证实，只能说是历史真相的一种可能性，并被更有戏剧性的故事所掩盖，只能等待新的考古证据发现了。

来源：左都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