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S（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正处于危机状态中，政府在重振医疗系统方面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上周三，一份由英国政府委托进行的评估报告，再次敲响了NHS危机的警钟。

英国首相凯尔·斯塔莫随后发出严厉批评，称报告中的发现是不可原谅的，人们完全有理由对此感到愤慨，英国的医疗服务要么改革，要么消亡。

多方民调显示，英国民众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而NHS的糟糕状况正是许多人在7月份投票支持斯塔莫领导的工党上台的关键原因之一。

随后，斯塔莫宣布他正在制定一个10年计划，该计划可能是自1948年NHS成立以来，对英国国家卫生保健系统最大的重塑。

2012年，伦敦夏季奥林匹克开幕式，在麦克·欧菲尔德的演奏演奏声中，来自全英医院各地医院的1200名志愿者于舞台上欢快起舞。场地中央NHS白色的标志亮起，这一刻，全英国人民对于NHS朴素的自豪之情显露无疑。

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NHS

仅仅相隔12年之后，全英国关于NHS的讨论就只剩了超长的等待名单、史无前例的罢工和日渐严重的财务赤字，曾经被英国人称为“全世界最好的政治遗产”的NHS，是如何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口碑的惊天逆转呢？

这一切还得从1948年说起。

“让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人民健康的观点是海市蜃楼”

“如果他是个基督徒的话，他现在已经是圣人了。”

这是一名英国人在BBC拍摄的纪录片《一个艰难的开端》下面的留言，评价的对象正是NHS的缔造者安奈林·贝文。

1948年，时任英国卫生部长的贝文做出了庄严的政治承诺，到该年的7月5日，所有的英国公民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

英国刚刚在1947年经历了极其严重的寒冬，很多人因此患病，丧失了劳动能力，而看病所需支付的费用又过于高昂，让他们无法承担。

接连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工人阶级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除了青壮年男性丧身战场外，期间传染病（白喉、麻疹、猩红热、肺结核等）肆虐导致儿童的存活率低得让人揪心。

医疗资源分配极度失衡则是另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贫民窟，每18000人才拥有一名全科医生，而在富人云集的市郊，这一数据则为250人。对医生来说，他们要在贫民窟工作20个小时才能赚到在富人区工作3小时就能拿到的酬劳。因而，在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英国的医生们追求的是金钱，而非满足国家实际的医疗需要。

此时的医疗被笼统的归结为慈善问题，人们定期在街头举办募捐活动来建立慈善医院，好为穷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而真正全面的医疗服务始终是为权贵准备的。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左翼思潮在全世界蔓延，人们这才意识到社会需要对此做出改变。

工党提出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其中建立为全英国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的NHS就是重要的一环。此举当然遭到了以前首相丘吉尔为代表的保守党的猛烈攻击——而这一行为日后也被演化为更隐秘的方式，持续了75年。

安奈林·贝文 图源：BBC

贝文是阿特利内阁中最年轻的成员，他来自威尔士的矿区，父亲是一名矿工，后死于尘肺病。贝文从不避讳自己左翼人士的身份，多次在公开演讲中宣称自己是来自威尔士的炮弹和一名“无耻”的社会主义者。

他认为，全民医疗服务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将社会主义的功能引入资本主义国家中。他的政治哲学之一便是“让自由市场决定人民健康的观点是海市蜃楼”。

然而NHS最大的敌人并非是意见相左的政敌，而是整个英国医学界，他们秉持着一种古朴的精英主义：医生像律师一样，有着自己的坚持和边界，这个圈子不是任何人想进就能进的。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在运作良好的大医院中，独立性和等级制度贯穿了整个行业。

被称为“中产阶级”冲锋队的BMA（英国医学会）迫不及待地同贝文的“社会主义实验”开战，并开始游说全英国的医生都参与进来。

日复一日，BMA高喊着类似“政府对医疗的控制是不可接受的，国家会把医生困在系统中”的论调。在当时，医生们被称为独立承包商，独立经营着业务，他们拒绝成为政府的雇员。

BMA在报纸上登文怒斥贝文是工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并宣称工党的医疗改革计划是社会主义阴谋的一部分，一旦他们得逞，他们就会向着将英国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继续推动。为了渲染恐慌的气氛，更有甚者将贝文和希特勒相提并论。

然而，贝文并没有因此屈服，在他看来，在考虑国家的医疗问题之时，应该将病人的福祉放在所有的考虑之前。

令人欣慰的是，年轻的医学生们对贝文的改革很是支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1948年加入了社会主义医学会，因此被医学界认定为叛徒，戴上了共产主义者的帽子。

为进一步对贝文施加压力，BMA在内部举行了一次要加入NHS的投票，85%的医生投出了反对票，并要求贝文辞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民众对贝文的支持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只有13%的人认为医生们的诉求才是正确的。

在英国，大型的慈善医院一直被皇家学院的顾问们掌控，很难被吸纳进入征服的健康体系，但这些医院由于收入不稳定（主要是慈善捐款）都存在着严重的亏损问题，有的甚至濒临破产。贝文敏锐地嗅到了这其中的可能合作机会，如果他能通过政治交易（加入NHS可以为这些慈善医院注入资金），获得医学界中皇家学院的支持，那么同BMA的战争会更加轻松容易。

于是贝文修正了他的法案，承诺除非推出新的法案，否则他永远不会让医生们成为公务员或者工资奴隶，医院的顾问们既可以在教学医院获得薪水，也能私下行医。他的这一举动获得了皇家学院的支持，至此协议达成，而恼羞成怒的BMA对此的反应是反抗加剧，威胁要进行罢工。

此情此景和2024年的韩国何其相同。

贝文无视了BMA的抗议，他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加大对NHS的宣传。只要公众的需求增加，那么医生们的抵抗必然会减少，因为NHS的卖点是：一切都是免费的。

站在民众对立面的BMA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艰难的场景：如果加入NHS的民众数量足够大，那么和NHS签约的医生就会获得更多更稳固的酬劳，没有加入的医生的业务范围会不可避免的减少，这一损失是他们不能承受的。

第一轮的宣传结束后，全英国有2000万人注册了NHS，这距离贝文的90%英国公民加入的目标还比较远，于是在第二轮的宣传中，贝文着重强调儿童、妇女、老人和失去工作的公民同样可以享受。五周后，75%的英国公民完成了在NHS的登记。

意识到大势已去的BMA不得不宣布放弃抵抗，让剩余的医生们加入到NHS中。贝文的政治承诺如约在1948年的夏天得到了兑现，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内，他的这一政治遗产被英国媒体反复歌颂，认为是本世纪最大的政治成就。

NHS取得了非常良好开端，在第一个10年内，英国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一半，国民预期寿命大幅增加，感染病的致死率下降了80%。

然而，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隐患也被悄然埋下，匆忙上马的NHS在开张之出就出现了严重的人手短缺，少了近3万名护士和4万张病床。大量病患涌入医院，造成了病例的堆积。政府为NHS设定支出上线，从第一年的1.79亿，上升到第二年的2.4亿，成本逐年高涨，公共资金紧张。

直到75年之后，这些暗雷全部被引爆。

蒙尘的英国宝藏

历经多年的发展，现在的NHS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复杂且细致的系统，为英国公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超过150万人被NHS雇佣，在全球排名第五。

NHS由成百上千个组织构成，工作人员可以直接受雇于NHS，也可以是服务提供商自顾。其核心主旨没有改变，即为英国公民提供医疗服务，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免费。

在资金来源上，NHS主要由纳税人供养，每1英镑的税款中，有24便士用于健康和社会医保，而英国人每人每年平均医保支出为3000英镑。NHS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一般税收和国民保险缴款，以及一小部分的预算通过患者费用筹措，如支付处方、牙科护理费等。

因为NHS是国营的医疗保健系统，政府拥有对NHS的最终控制权，谁上台谁就可以制定它认为的适合NHS的政策，主导对NHS的改革。

而这就是NHS现如今陷入崩溃的根源所在。

2023年，作为英国福利国家骄傲象征的NHS即将迎来75岁生日，但却处于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被年老、衰弱的病人所淹没；缺乏设备和设施方面的投资；医生和护士人手不足，其中许多人精疲力竭，要么加入罢工，要么离开英国去国外工作。

数据显示，在英国，超过740万的人正处于等待医疗救治之中，从髋关节置换到癌症手术，比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410万几乎翻了一番。

在英格兰等待NHS治疗的病人的数量 来源：NHS英格兰

总部位于伦敦的养老金和投资咨询公司 LCP 的数据专家斯图尔特•麦克唐纳表示，在2023年第一季度，有一半以上的超额死亡是由新冠病毒意外的原因造成的，与心血管疾病相关的死亡人数增长尤其迅速。

长时间的等待造成了死亡率的飙升，2022年超额死亡人数达到了50年来的最高值，即便新冠疫情已经开始消退，但这些数字还在保持着上升的势头。

纽卡斯尔大学公共卫生临床教授艾莉森·波洛克和人口健康科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彼得·罗德里克，在一篇名为《你不用成为医生也知道NHS的麻烦大了》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全球最富裕国家之一的旗舰医疗服务处于这种状态令人震惊，但这并非没有原因。几十年的市场化，保守党十年的紧缩政策，以及一场流行病，已经掏空了国家卫生服务体系，以至于能够负担得起的人，以及越来越多负担不起的人，不得不为医疗保健买单。一个与美国医疗保健越来越相似的双层体系正在形成。它不起作用，我们很快就会到达这样的地步，那时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

NHS遭到的制度性破坏，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尽管保护医疗服务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成为英国各党派领导人的信条。

上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上台，轰轰烈烈的自由市场革命随之上演。NHS非常幸运地逃过一劫，没有像其他的国有企业（行业）一样被私有化，但保守党政府提出了内部市场，关闭了长期住院医院（那里的护理是免费的），打着“社区护理”的委婉旗号由股权投资者支持的私营养老院接管了为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自此医疗服务变得可以收费并且要经过经济情况调查，反映出了医疗补助中“削减开支”规定的影响。

保守党领袖约翰·梅杰率先利用与私人投资者的关系合作建造新的医院，托尼·布莱尔上台后，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将这一主旨继续发扬，造成的结果就是新医院背负着巨额贷款和利息的偿还负担，根据《卫报》在2019年的报道，目前仍有550亿英镑的欠款尚未结清。

伦敦皇家医院的私人融资合同价值近12亿英镑，是NHS中金额最大的合同 当然，这些对NHS的改革并未造成伤筋动骨的影响，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加2010年自由保守党联合政府上台，NHS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大变化。

在全球经济市场崩溃的大背景下，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就成了必然的选择，NHS不得不以低于过去几年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增加资金，而实际的医疗需求并没有减少，因此医务人员们只好提高效率，唯有如此才能提供品质相近的医疗服务。

降本增效的最好手段就是减少支出，医护人员多年没有涨薪，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在发生，实际收入损失因此产生，拿的还是和以前一样的钱，但能买到的东西却比以前少了。

这种糟糕遍布英国的方方面面，不只有NHS，住房和教育的情况更糟。而所有问题结合起来加剧了健康方面的问题，致使NHS的使用增加，例如糟糕的住房环境使住户的呼吸疾病恶化（如霉菌导致的肺病）。政府在一个方面的支出减少，会制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长达10年的紧缩政策开始了，从2010年到2020年，这10年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NHS被忽视的10年。

在自由保守党联合政府执政的前三年中，NHS的表现还算良好，但之后，由于经济未见好转，政府可支配的资金也得不到增加，此时的NHS在各项指标上都出现了下降。2014年和2015年的冬天，急诊救护沦陷，救护车响应时间大幅增加，有关NHS运转不畅的新闻开始出现在各家媒体的头条。

时任卫生大臣的安德鲁·兰斯利在这一时期发起了一场针对NHS改革。2012年，他主导通过了一项名为《健康和社会保障法案》的法案，对NHS进行了史无前例的重组。支撑他做出此举的理念是在NHS内部制造更大的竞争，有利于创造一种适合21世纪的服务体系。

在重组后的NHS中，全科医生将承担更多的预算支出的责任，医院摆脱了中央控制，由一个独立的委员会监督。

兰斯利的改革被称为史上最激进的计划，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批评。《卫报》专栏作家理查德·维兹在标题里写道：“他就是个灾难，应该被解雇……他对NHS的结构造成了破坏，在财政压力巨大，需求不断上升，临床实践需要广泛改革之际，对NHS的破坏是愚蠢的。”

奈菲尔的信托智囊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奈吉尔·爱德华兹也直言：“这些改革被视为有史以来最重大的公共政策的失败。”

2017年，时任NHS首席执行官的西蒙·史蒂文森罕见地公开谈论多年来NHS受到的资金和资源限制：“NHS无法完成所要求的一切。”此后，他转向新当选的首相特蕾莎·梅寻求帮助，称没有资金，NHS会走向失败。

2018年，NHS成立70周年之际，特蕾莎·梅额外向NHS允诺了在未来5年内200亿英镑的拨款。尽管如此，在2019年7月，急诊入院4小时得不到治疗的比例还是达到了历史新高，这意味以往只在冬季出现的问题，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全面的问题。

新冠疫情的爆发，不过是压倒摇摇欲坠的NHS的最后一根稻草。

笨蛋，是经济

如今，NHS陷入泥淖的根本原因已经清晰可见：缺钱。

一个比较鲜明的例证就是，在1999年-2000年之间，NHS也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人满为患。工党为解决该问题，为NHS提供了前所未有资金，效果几乎是立竿见影。

等待时间中位数从2003年的12.9周下降到2010年的4.3周；门诊等待时间中位数从2005年的4.8周下降到2010年的2.7周；在急诊入院4小时内得到救治的百分比从2003年的78%上升到2009年的98%。一份独立调查称，政府在推动NHS成为一个高效的医疗系统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公众满意度在2010年达到顶峰，且由于医疗保健工作的落实和新合同的签订，人员配备和工资得到显著增加。

英国在医疗保健的资金投入上的捉襟见肘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和自己相比增速放缓，从每年5%降到2%，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也是非常难看。

从2010年到2019年，英国实际医疗支出比欧盟14国的平均值少了400亿英镑，且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英国的医疗保健能力更低，医护人手更少、床位更缺，甚至连检查用的扫描仪器的数量也很逊色。

与此同时，英国人口不断老龄化，这就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医疗需求的上升。贫困问题的加剧同样使需求扩大，大量低质量但高热量食物的摄入，肥胖人口增加，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水涨船高。

情急之下，人们不得不选择更昂贵的自费医疗。从2019年到2021年，选择自费医疗的人数增加了35%，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自费医疗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自筹资金进行髋关节和膝关节置换手术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多。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为私人治疗买单，并不是因为他们负担得起，而是因为他们等不起：据报道，甚至出现了人们借贷来支付手术费用的情况，越来越多的人求助于GoFundMe来筹集医疗费用，这在20年前的英国是无法想象的。

《卫报》的一项调查发现，一些设有私立部门的NHS医院正在推广“不愿等待NHS转诊”的患者自费医疗的做法，同时警告NHS患者，这些医院的服务“非常繁忙”。众所周知，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工作的医生存在利益冲突，他们可以玩弄医疗体系，告诉病人他们必须等待几个月才能得到NHS的治疗，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接受私人治疗。

更多的私人医疗意味着更多的服务费用。但由于私人病人收入的利润率被视为机密，研究人员一直无法核实私人病人单位是否为NHS病人创造了更多收入，他们是否盈利，甚至亏损。

还记得NHS的缔造者，贝文的那句话吗？

“让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人民健康的观点是海市蜃楼。”

有专家建议，在短期内，NHS应该停止治疗私人病人，并使用公共资金来增加病床数量和工作人员。应该要求医生在为公共系统工作和私营部门工作之间做出选择。

自2015年以来，英国已经四次尝试在下议院提出一项法案，以恢复NHS为计划中的全民公共医疗体系，但都以失败告终，最近一次是在2018年。

不论英国现任首相斯塔莫放出将如何对NHS进行改革的豪言壮语，只要不加大资金投入，那么一切方案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2023年，英国首相苏纳克曾把改善医疗服务列为全年工作的优先事项之一，他不止一次地向英国民众表明，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药剂师，所以他对医疗有着特殊的感情。

结果就是2023年11月，英格兰地区等待非紧急医疗的居民人数为760万人，比年初的等待医疗救助的人数增加40万人。

英国的经济问题是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不论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是2020年的新冠疫情，又或者是2022年的俄乌冲突，都只是将其放大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斯塔莫有这样的魄力对英国整体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做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答案，或许在风里。

来源：综合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