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公司开始有模有样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乡到美国读书了。

他们在那个城乡结合部买了期房，建筑工地正在施工之中。软件园里面有很多气派的30多层办公楼；也有2个十分村土的矮楼。矮楼的形状有点怪，地皮不规则，所以这2个矮楼是用来填空的。高楼只租不卖；矮楼只卖不租。

他们公司小，没啥钱。高楼租金太贵，所以他们买了矮楼中的顶层，加附近新小区里面的20套三室一厅，作为员工宿舍。

我们家乡属于十八线小县城，那时候三室一厅的房子卖不掉。大哥找了个路子，极大的折扣买了这些房子。买矮楼中的顶层也是因为便宜，那些建筑的质量不是很好，顶层总是漏水，所以最便宜。

我哥在读博士第三年的时候出了变故：他的博士导师突然去世。

他的博士导师是预备中的工程院士。80年代初留日，80年代中期美国做访问学者；南方五省做过大工程，有学术资历有工程经验，年纪也是恰到好处的55岁。他女儿是比我大2岁，从小就是学校瞩目的大美女；他儿子和我从幼儿园就是同班。学校里面给院士和预备院士建的电梯家属楼，他家刚刚装修好，他就去世了。

对于我哥来说，这不是博士导师换谁的问题；而是他今后是走学术还是做公司的问题。

我父母看着对面院士楼里面突然去世的2家院士，也就同意了我哥毕业之后离开学校的要求。他导师倘若在世，我觉得现在我可以自豪的告诉别人：我哥是某某工程院士。可惜，人生没有如果；我只能看着他儿子说：“我爸，嗨，他比不了！”

我哥全力做公司，公司发展得不错。有一年我回国，他开着富康神农小车去机场接我。那个车是我们省本地汽车城出产的，价格及其便宜。路上跑的出租车都是这个牌子。底盘特别特别底，坐在里面车一开动，我感觉屁股在地面上摩擦！

我哥打开车后备箱，把我的行李放进去，对我说：“小棋子，这是我们家的车！”

“长安那个小面包呢？”

“还在拉货呢！不拉人了。咱鸟枪换炮的说！”

20年前的事情了，历历在目。

大哥，二哥，还有我哥，都是爱吃的人，乐此不疲的讲究。他们不知道通过什么门路，在城市近郊承包了一个鱼塘和果树林。找了附近的农民打理，平时有空就过去钓鱼玩乐。每年将近过年的时候，他们把水塘抽干，起出塘底的藕，几个人分了做过年的菜。家乡过年的菜必然有藕煨排骨汤和鱼丸，这个鱼塘就承包了那些年我们家过年的原料。他们还有自己的茶园，每年的春茶必然是自家的最干净新鲜。讲究吃喝的人，从产地，人工，炮制，喂养，食物处理和风味，每一步都能够玩出花样。

可是那一年我回国，大哥只是在附近的酒店订了包房。我和哥哥过去的时候，二哥并不在。大哥接了个电话，对我说：“我们先吃，不等他了。”

二哥现身的时候，仍是风度翩翩的自罚一杯，对我说：“小妹妹回来了，我得去理发吧，耽误了耽误了。”

大哥说：“你这个花孔雀！莫要到处开屏。这个可是亲妹妹。”

就这几句话，我都感觉到不对劲了。那是我看见他们俩在一起吃饭的最后一次。他们之间的纠纷从何而起我不知道，但是其中的确是涉及到一个妹妹。

大哥的老婆，就是李大姐，长相秀丽，可惜带了一个厚厚的眼镜。她有个妹妹，非常漂亮。年轻时候不懂事，嫁给一个帅哥，生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孩子，属虎。我叫他“虎子”，他叫我“阿姨”。美女和帅哥的婚姻不稳定，所以他们离婚了。李大姐不知道动了什么心思，每次出去玩总是带着她妹妹，又经常在回家的时候对二哥说：“不巧了，今天我和你大哥有事情。拜托你送送我妹妹吧。”

这里面，不论男女私情，其中根本是当年的民营小企业如何建立凝聚力和信任的问题。创业历史发展到现在，有投资人，有合伙人制度，有股份，有法律保障基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在90年代中期，这份“投名状”必须以“血缘”来维系；如果没有血缘，必须以“肉身”(aka, 婚姻关系)来维系。大哥的用意十分明显：他不信任二哥，他要用李大姐的妹妹来绑定他。

为什么他不绑定我哥？答案也很明显：我哥不重要！公司里面负责技术的可以被替换；但是小公司里面负责把握产品方向和销售的比技术重要得多！这个答案当年我没有想明白，但日后我自己做产品的时候切切实实的以惨痛姿势体会了一把。苦难，才是成熟的必经之路啊。

二哥的态度是直接拒绝！他说：“我的摩托车后座，只能坐我老婆。”

二哥的老婆我见过，说实在的，长啥样我都不记得了；不是一个出挑的人。二哥属于我们家乡第一批骑摩托车的“飙子”。90%的第一代飙子都残废了，二哥也出过事。他带着女朋友飞得太快，路上直接滑倒。女朋友被平甩出去，横跨马路到了对面的路牙子才停下来，幸亏是半夜，路上没有车。取下头盔发现她满脸的血。还清醒着。她不住的对二哥安慰到：“我没事没事！你怎么样？”

二哥说：“我就娶定了她！”

二哥离开公司异常突然，手段可以称得上异常“恶劣”。具体如何做的我打听过，弯弯绕绕的我没弄明白。但结果我知道：他扣了公司的全部生产原料，还拿走了那20套三室一厅；然后就人间蒸发了。

对于这个小公司来说，生产原料没有了是致命伤。不能保证客户的按时交货，失去信誉，在这一行是混不下去的。他们属于大供应链的一个小供应商，他们拖一下就意味着大工程的工期拖延。一个大工程，千头万绪，危险万分质量安全必须保证。一个小环节的改动万一影响整个工程，今后谁会找他们呢！

大哥直接崩溃，住院了。公司没有原料；员工走了一小半，没有离开的员工连宿舍都没有了；公司只剩下那个建筑工地里面经常漏水的办公室。账面上虽然还有钱，但那一年commodities突然涨价，金属的价格猛然高了上去。我哥去医院看大哥，他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啊！

大哥虽然有点年纪了（40左右），但属于文青；社会油子+文青+小白脸。这几种不兼容的特质，在他身上结合得十分和谐。

他拉着我哥哭诉数落一通，转眼又斩钉截铁的对我哥说：“40万，一分不能少了。”

2002年左右的40万人民币。现在看这笔钱是湿湿碎；但当时对我们家却不是容易的事情。父母一直在学校，工资就那么一点。我哥在公司没有很多积累，当然没有什么现金。他结了婚买了房生了孩子，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其实当时我已经于美国工作好几年了，没有孩子也没有负担；但我哥我父母压根就没有让我知道这回事！因为我这个人不按理出牌，自作主张的结婚了。我父母只知道我老公是中国人，籍贯是哪里，叫什么名字；其他的一无所知。他们想侧面了解一下亲家是什么样的人，我说了实话：“我怎么知道呢？我没有见过他父母家人啊！”

我家人不了解我老公，怕为难我，所以这事他们根本没有提过。等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这个股权转让的事件，我对哥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明明我可以付啊？为什么动爸爸妈妈的钱！”我哥却对我说：“那你这样子就结婚了，你怎么可以对爸爸妈妈这样！哪个伤害更大？”

自此，公司属于我哥了。接手的时候，这个公司摇摇欲坠。我父母预备着这份钱打水漂了；同时也预备着我哥回到学术圈。

等再一次我回到家乡，软件园已经颇有规模。那个小矮楼在一片高大写字楼的包围之中，倒显得古朴幽雅。前面的那个丢建筑废料的土坑已经被挖成一个湖，旁边的林荫道从矮楼延申出去，沿湖一圈特别适合饭后遛弯。临湖的一个日式餐厅，是当年专门为李岚清视察而修建的；矮楼对面有商务餐厅“两岸咖啡”；软件园里面还有食堂，很多大学毕业生都在那里吃饭。旁边的高楼上面是“华为”，“招商银行”等等标识。软件园在xx大道的一侧，大道对面是Wal-Mart。附近的居民小区越来越多，人气就这样慢慢起来了。这个城市的商圈逐渐东移，移动电话数量增长最快的区就是这里。

公司开始准备上市。

就这么几年的时间，我并不清楚我哥经历了什么。我只是知道他老了不少。每次我回国，当年的邻居叔叔阿姨们总是说：“美国就是养人啊。小棋还是那个小丫头的样子嘛！”这些叔叔阿姨们看着我长大，他们在家乡和我父母相互照应；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大多数都在美国。每次我回去，他们都摸摸我的头对我说：“你哥哥那么照顾父母，你要向他学习，分担些。”

我哥一刻不停的抽烟；一星期里面没有几天在家。人胖了很多，头发秃了一半；他在家就歪在沙发上，如果不说话，不到5分钟就开始打鼾；问他什么话，他总是睡眼惺忪的让我再说一遍。这哪是我哥啊。当年那个一个助跑就上树，一卷腹就从二楼窗子溜进寝室的少年，现在在我眼里都和吸毒犯差不多了。

他被责任、道义、抱负、社会、家庭追着跑，没有一分空闲给他自己。外面的人看他是风度翩翩的上市公司董事长；我看他却是一个重压之下无奈的中年人。而我，从来就是一个小丫头；别人看我都是天上飞得爽；却不知是父母兄长给了多少勇气。

短短假期里，我开着我哥的Nissan SUV，红色金属漆。先去课后班接我侄子，然后开车去公司遛弯。趁周末，公司没有很多人。我先带侄子去吃冰激凌，然后又去附近商场的儿童乐园溜达，再带他去找他爸爸。那期间，不知道为什么，我有点回避这个公司。

那几年我工作顺利，生了孩子；忙于自己的corporate ladder和家庭，很少关注那个小公司。我只知道，公司后来没有上市。我哥也不联系我，打电话过去我们商量父母的事情，然后他就挂线了。夹在我小家和我哥之间，我的倾向很明显。

公司不能上市的原因，我猜测是产品过于单一，属于供应商的下线的下线。这一行的首选供应商，是自家人，央企。非常合理，大工程出质量问题就属于国家级的大事了。下边一级，属于大上市公司，其实也是国企。国企懒得做的，会继续下放；那些谁也不愿意做的，油水少，责任大，周期长的项目，就分包给我哥的这种小公司。

做这种项目好不好，短期来说是赔钱。但对于这个行业来说，“信誉”是最无法衡量却无比重要的资质。项目投标里面，入围的公司基本保障是注册资金多少，人员多少；但内核却是你这个小公司做了多少年，有多少项目做成了，你有多少信誉。

所以，我哥接手公司之后，做过不少赔钱赔时间的项目：例如，给一个超导研究所做一种设备。这种设备属于彻彻底底的赔钱项目，因为，做得再好也只能卖一套啊。但是，真是好玩！我哥和我谈起来，眉飞色舞的说：那个超级大的铜片要怎么磨，如何架起来；如何保证alignment，都是科学和实践。

只有在谈论项目的核心技术的时候，我才觉得他是我哥；其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小业主而已，而且，穷啊！

好看，接着写啊

我有两个高中同学，也是很好的朋友。大学毕业没几年都下海自己干，两个人合伙创业。两个人一个学导弹的，另一个学自控的，也是搞了个小公司，趁着改开的东方，专门给化工企业做自控设备。最大的困难是收款，求爷爷告奶奶的，能拿到原定的工程款真是不容易啊。干了6，7年两个好朋友都分道扬镳了。

还有一个当年的同事，去深圳比较早，靠炒股和买房子发了一点小财，然后开始和朋友创业。他们就是把日本的产品拿来逆向工程，然后做出来的产品性能是原厂的80%，价格是原厂的三分之一。他的公司做大了，已经是行业细分市场里的龙头了。

我觉得自己创业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还是大环境，在深圳甚至广东就是容易比在内地成功。

让我回到这个公司的契机，是父母相继生病。

那一年里他们基本上都在医院度过；而医院里面林林总总的繁琐之事都是靠哥哥的公司员工办理，用我妈妈的话来说：“平时看着小棋挺聪明的。怎么就到了医院和傻子一样呢？连（缴费、取片、联系护工、申请病床。。。）都做不了！”。

父亲的手术需要自己筹备血液，1600cc；我哥公司的员工献血，帮我们拿到血票。母亲不喜欢吃医院的食物，公司员工每天按照母亲的胃口天天安排新鲜食物一日三餐。医院的手续到现在我都搞不清楚流程。我觉得万分不好意思，问我哥：“下次我回国给大家带什么合适呢？大家帮了这么多事情，这么多！”

他说：“不如这样，你给大家讲课好了。谈谈IT的前世今生，发展趋势；也谈谈技术和管理。就随便和大家聊聊；也顺便帮我观察一下每个人的个性。”

“公司大了，队伍不好带了是吗？”我和我哥说话从来都是互相挤兑方式。

这对我不是难事。当时我离开研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IT项目管理和流程是我的日常工作。我经常取笑他的小公司属于小作坊，他的管理方式是“农民伯伯种庄稼”！倒不指望我能够在几个星期里面帮他们建立一套流程，但让大家知道“外面”的方式也是一个选择；更加是我回报他们的机会。

我给他们安排了一个星期的课，每天上午上课，下午我尽量和每个人单独聊聊。公司对面的商务餐厅“两岸咖啡”仍然营业；而那个日式高档餐厅早以倒闭。晚上有空的话，我也带几个员工一起吃晚饭，就在软件园食堂。软件园食堂都发展到4个分部了。互相离得不远，晚上10点都还是人声鼎沸，一群群年轻人下班吃着烧烤。

第一天上课的时候，一个英俊的年轻小伙子晚了点，他打开门，对我无声的打了个招呼：“阿姨，你好！”我一下子认出了他：那个孩子是虎子！是那个当年跟着他妈妈的那个沉默小孩子。我看着他进门，内心无限翻滚，仍旧面上无事。我突然有点明白为什么我哥让我给大家讲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