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优“窒息”在2003

　　青岛之行，只为葛优。

　　之前一篇报道讲到中影投拍系列新导演的作品，其中有一部名为《窒息》的恐怖片，导演张秉坚，演员葛优。


　　一个太没名的导演，一个太有名的演员——在青岛拍摄大半个月，居然很少消息。

　　难道叫了《窒息》，就是要有心沉默到底？

　　但毕竟，离开了“贺岁片”的葛优，总归令人充满好奇；一个众媒体对其背景资料极其生疏的导演，难免也使人疑窦丛生。

　　导演：

　　这天夜里他们在马路上拍外景。

　　很晚，海风刺骨。

　　十字路口停着一辆黑色小车，车里是一个年轻男子，面目严肃。红绿灯一直凝固在红灯上。

　　车外，一根粗大的水管时而喷出奔腾的水龙，刹那间染湿一大片地面。

　　事先知道没有演员，只是拍一些交代情节必须的镜头。周围工作人员在悄悄议论：“是不是他把他老婆的尸体偷运出去那场戏？”

　　就在这时小车突然开动，死命地压过水管溅起粗暴的水花，顷刻洒湿了所有的车窗玻璃，并随后发出尖利刺耳的煞车声，在漆黑的夜里生造出撕心裂肺的效果。

　　有人喊“停！”——必须随着这声“停”才看到导演的样子：原来是一个长得十分北方的上海男人。

　　“电影学院美术系78班学生，毕业后分到了上影厂；不久去美国攻读装置专业硕士，之后就常年在外做一些前卫的设计装置和行为艺术，作品获选2000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并获过基金会的大奖……”

　　他说得很含糊，介绍起自己总有点不好意思，一说起有过什么荣誉和光彩的经历就语焉不详，好像在夸夸其谈。

　　相反在说到一些媒体对于他的定位，他很干脆：“他们说我是‘第六代’。”

　　剧本改自一部小说，是由同班同学何群介绍的。

　　“恐怖的东西事先说出来就没意思了。”他一会儿跑到监视器前面观看，一会儿丈量车胎距离水管的尺度；车子一遍又一遍地压过管子，把负责握管子的剧务打得很湿。

　　“我这个本子打动过很多一线的演员，让我心里觉得有了底；最后葛优上这个戏，我觉得也很好运。”

　　他寡言，为人似乎是有点闷的，更不可能愤怒或装愤怒；他也没有一丁点要特立独行的气质，看上去就是一个平和老实的好好先生——跟我们想象中搞美术的人毫不相干。

　　“我不喜欢那种‘装’的样子，上海有一类这样的，或故意要标榜什么。其实我们都知道自然的东西就已经很好，却不容易保持。”然后突然有一些苦恼，“我妈说我有时候很傻，比如这次回来我陪她去医院看病，在挂号的地方别人一窝蜂地涌上去挤着，我一个人站在边上不知道该怎么好，我妈就说，你怎么这么傻？”

　　也许即便是面对艺术，他仍讲究秩序。

　　也许多年旅美的生活，让他有了别样的眼光看待人间苦况——非物质和肉体，但无意中的陷入窘境，突如其来的所有错位，永远格格不入的言行举止……

　　在那样的现状里，也许是他所谓的“窒息”？

　　曾经七零八落地听过一些有关这个故事的大概，好像讲的是一个误杀了妻子的丈夫在人群中无边恐慌的心路，因一次歹念，付出日后没有休止的压迫。

　　两种透不过气来的感受，一是被闷死的妻子，一是被压迫的丈夫。

　　而张秉坚对于故事只字不言，只是说，不完全是普通意义上的恐怖片。

　　反正也看不上那种血淋淋的感观刺激——翌日拍一场在迪斯科舞厅热烈群舞的戏，现场百来个年轻孩子狂欢劲舞，倒真是没有一点拍恐怖片的样子。

　　烟圈：

　　没戏的时候，葛优在舞池外一个角落闲坐。

　　他穿一件牛仔的短夹克，光头，没表情。

　　不过即使他再没有表情，大家仍是不怵他的。时不时围上去一大帮群众演员要求签名留影，他一一满足，临了还客气地招呼道别。

　　关于葛优的客气和礼貌，一直是一个谜题。

　　月盈则亏水满则溢——他是怎样保持着不变的“不盈”和“不满”？在他的声名日渐高涨人缘日渐蓬勃的日子里。

　　许是有人天生的性情，许是得到良好的家教，又许是真会演，有极强的自控力。

　　他笑吟吟，在工作人员挡着过多的影迷并要求他进专门为演员安排的小房间时不在意地说：“没事，就这里，挺好。”

　　他的脸上经常是一种“冷面滑稽”的表情，不管是在倾听还是对话，好像随时会自己打破那种煞有介事的面目，来一句开逗的话。

　　所以靠近他的人一旦在面对他的时候，已经做好随时会被逗乐的准备——那种心理暗示不由自主。

　　时间长了，即使没有等到那个时刻也不会失望，自己先会钻一个空子对他的言行乐一下，很有一点看周星驰电影的感觉。

　　可是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难道《顽主》、李东宝、贺岁片就是那样深刻的烙印吗？让袁四爷、富贵、祝鸿才完全插不上话头。

　　还有那堪称经典都市言情片的《大撒把》。他是那样真诚甘心地被爱情戏弄过，放手的时候，跑到镜头外面大哭一场。

　　后来在黄昏人来车往的街角，他想到这么一件往事，认真地说：“对于演员这个事儿，我心里是特明白的。

　　说这话的时候，还被一个过路送盒饭的女孩要求在围兜上签名，他拿着水笔对她说：“你拽好了——”

　　边写边继续说：“这也是演员工作的一部分——虽然我们这里把演员、明星、戏子、艺术家这些分得不是很清楚，有时候是这个有时候又不是了；至于我，我拍戏上还是想奔艺术家去，这个‘大众电影’的‘大众’，我很有感触，比如我住在海军疗养院，那些老干部见我都来跟我聊，一个又一个的，我看见聊完他们都高兴，我也就真的很高兴——如果我和你们说几句签个字什么你能这么高兴，我觉得也很好。”

　　有关《大撒把》，还有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葛优能吐极好的烟圈。

　　在和徐帆一起过年的最后一天，他坐在地上对着世界地图向她介绍贝劳共和国时，冲着太平洋吐出一个又大又完整的烟圈，几乎没有一丝散烟。

　　“专门练过——最早抽烟是在16岁，偷偷地学，一抽就要抽完一包，否则会被发现；后来到了文工团才敢公开抽，不过大人们还是说少抽，我妈是不主张抽烟的，我爸说少抽，因为他自己就抽。”

　　为了示范，他拿起戒了3年的烟，吐一串连续的烟圈。

　　那个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得意。

　　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以为熟悉的那个葛优，其实是你帮他塑造好的——当然这其中有他以往的影视作品中角色的强势干扰，更有他作为个体本身主动的淡化和退出，你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把来龙去脉真想明白了的聪明人。

　　葛优：

　　葛优是那种看不出实际年龄的男人，从他最早深入人心的李东宝系列人物到贺岁电影中“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没有明显地觉察出他真有什么外表上的变化。

　　大概做喜剧的人都会使人忘却他们的实际年龄：卓别林永远是一个撇脚的小老头，周星驰永远是眼神无辜的愣头青。

　　基本神情，就是大智若愚。

　　也清晰地懂得和人保持适度的距离——有时候他也是会贫嘴的，而且他的贫嘴不叫人惊喜，似乎逗乐别人是他的职责所在。

　　不单是他，甚至几乎演员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即便是再大的腕再摆谱，他们的心里多多少少认为自己在任一场合，是负有调动周围人情绪的责任的。

　　但是在他们当中，葛优的分寸把握得最好。不远，不近，也不时远时近。

　　“其实有很多人的状态是演出来的，你们说好的演员在生活中大都神经质，在我看来有的神经质就是演的，他们从一出门开始就在演了。”他一针见血地说：“我也特别不认同那种入戏以后就出不来的，我觉得那不是好演员，虽然在拍《大撒把》最后一场戏时我自己也忍不住哭一场——那个是所有情绪都垫在那儿了，顺着拍下来就总爆发了。但我还是认为一个好演员应该是进退自如的。”

　　也毫不避讳作为演员的被动和脆弱：“我到一个剧组都会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搞好关系，这样我拍起戏来就会舒服——演员是极其敏感和脆弱的群体，边上只要有随便哪一个人交头接耳说个什么不好，演员的自信心就一下子没了。”

　　“这个戏是我今年看的第13个本子，我觉得，哎，可以做，因为它是一个恐怖片，之前没做过，想试一下。事实上这样的戏对于演员在表演上要有什么突破，或者要征服的堡垒什么的——没有，这是看导演怎么弄的一种类型片，而且我认为不是大众的，是某一类的片子。”拍戏拍成了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人，自己心里仍是不满足的，说到对他和女演员演感情戏的“不那么文艺”，他也是带着一些遗憾的：“《大撒把》、《不见不散》都有过，不多。其实我很想好好演一次感情戏，真是这样的；并且也慢慢在做一些从剧本就开始参与进去的事情，有最初就介入创作的尝试。”

　　说这些话的时候，葛优站在他的车边上前后有半个多小时，看得出来对于一个采访他原本就没打算逗留太久，这也许是他表示距离的方式；之后他要去看《天地英雄》以及和王志文喝酒到半夜，那是他由衷想做的事情——在这些应酬(或职责)和兴趣两者之间，他做得有礼有节；他虽然不苟同冯小刚说他想往象牙塔里走的说法，但也不会彻底放下演员或明星该有的矜持和神秘。(《上海电视》文：商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