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讲的很清楚当时为啥很多富人没有去香港。说白了还是没有张的政治敏感和大局观。 1951年以后的三年左右，是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的黄金岁月，经过国内内战时的混乱，经过1949年前夕去与留的彷徨，好不容易，在新鲜的红旗下舒了一口气。他们在开始和平的年代里，感到尘埃终于落定，自己如果好好努力的话，在没有战争、没有溃兵、没有黑社会敲诈的社会里，会大有前途。就是像郭婉莹的丈夫这样爱玩了一辈子的人，也在这时豪情万丈地投入到自己的生意里去。 郭婉莹的丈夫开始同德国做起了医疗器械的生意，并且开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生意做起来了，郭婉莹开始常常陪丈夫到香港去。 在香港，他们看到许多在上海过着安稳生活的熟人，困在南方那个小小的混乱的半岛上无所适从，香港在五十年代初与上海比起来，就像一个小县城，而突然云集了整整一个讲上海话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在大都市里生活过的精英阶级，他们想用上海模式在香港继续自己的生意，但在没有发展起来的市场上很快一败涂地。在被当地穿香云纱和木头拖鞋的潮州人操纵的股市上，上海的熟人们输了最后一根从上海带来的金条以后，从上海来的时髦小姐们，为了家用不得不去舞厅做了舞女，上海来的骄傲的小伙们，也不得不卖掉了刚刚买的美国汽车。而大多数郭家的亲戚们，开始迁徙到隔着一个太平洋的美国。 郭婉莹夫妇目睹了五十年代在上海移民中发生的一切，当时他们还在心里庆幸自己的选择。庆幸自己没有头脑发热，亲手毁了自己的生活。像当时大多数留在大陆的资本家一样，他们对五十年代初清明欢腾的社会抱着真切的好感。 很快，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让郭婉莹告别一切美好，直面严酷而真实的寒冬。1957年，郭婉莹的丈夫被划成了右派，关进了监狱。郭婉莹一个人开回了丈夫丢在公司随时即将报废的福特车，从穿着法院制服的警察手里接到丈夫作为现行反革命的判决书，看着所有的家产被没收，被一一运走，而后，作为反革命的妻子，为丈夫偿还欠着国家的14万人民币。